保障性收购与竞争视阈下的可再生能源替代路径

以零碳和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是实现碳中和最重要的路径。在能源替代进程中,法律制度是外在保障,市场化则是可再生能源的最终归宿。保障性收购与竞争是政策与市场化的代表,以此为背景的能源替代路径当前面临制度实践异化、行政职能模糊、促进机制失衡、收购与竞争规则冲突、无序竞争等困境,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为了纾解这些困境,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需进一步诠释强制义务的正当性。同时,制度设计应以效率原则为导向,明晰政府职能定位,平衡保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并与消费侧的消纳保障机制以及面向消费者的倾斜激励机制有效衔接,共同助推可再生能源的替代进程。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德国能源转型:政策及成效

德国的能源转型旨在将传统的以化石能源和核能为基础的能源供应体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这一转型的最新表述集中体现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德国政府陆续出台的"能源转型"方案中。该方案确定德国将在2022年前完全淘汰核能,并明确了直至2050年的能源目标。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德国能源转型正在有序推进,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不同目标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以及过早"弃核"带来的问题。德国能源转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和可持续,还试图引领以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为主的新一轮竞争,从而助推德国经济,确保德国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

加快能源结构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传统化石能源为辅的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这一转型升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方能实现,数字经济作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研究其能否有效促进能源结构转型以及传导作用机制如何,对实现能源领域碳减排至关重要。以我国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是否影响能源结构转型,并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同时考察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新兴技术创新发挥了一定的传导作用,且二者存在相互促进关系;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并未对相邻地区能源结构转型的推动发挥正向外部效应;此外,数字经济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低碳试点地区更易从数字经济中获益。     

我国西北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破解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倒逼能源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西北地区以化石能源为主,风力、光伏资源富集,双碳目标的实现可有效解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对该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在分析国内外碳达峰碳中和研发、实施情况及西北地区双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北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即立足于西北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坚持可持续发展,先立后破,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原则。继而提出加快碳捕集技术研发及应用;以再生能源促电力系统转型;重视储能技术研究;加速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通过生态建设提升荒漠碳汇功能的解决方法,以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使西北地区逐步达到碳中和。     

碳锁定突破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研究

低碳发展已成为关系到全球能源、环境、经济、政治的重要国际议题。要完成经济结构低碳转型,实现低碳发展,需要突破高碳锁定的困局。然而系统一旦进入碳锁定状态,要实现路径突破会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引入外生变量。非政府组织作为有能力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方,是推动碳锁定突破的有生力量,其广泛且深度的参与有利于构建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多元化与民主化的碳锁定突破路径。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引导认同机制、组织学习机制、“鲶鱼”激活机制与网络联结机制的作用推动碳锁定突破,促进低碳路径的形成与演进。     

碳中和目标下气候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再是“就碳论碳”,而是与数字革命、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国内外重要形势密切关联,亟需以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在更精细的时空格局上开展更系统的气候政策研究。基于对气候政策研究发展进程的回顾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研判,提出气候政策研究在多维风险和效益、多主体行为响应机制、碳中和转型路线优化三个方面的前沿动向和发展需求：一是权衡系统零碳转型的风险与效益,评估气候政策实施的成本、效益及其在不同时空、不同人群中的分配差异,为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提供理论依据;二是识别需求侧行为的驱动和激励机制,设计面向福祉和公平的碳中和行为干预措施与政策,为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提供政策牵引;三是研究碳中和关键战略性技术的定位及其路线图施工图,通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技术部署攻克转型过程中系统协调发展、产业步调一致的难题,为碳中和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方案。发挥这些关键科学认识对碳中和转型的促进作用,还需要突破新一代气候政策模型的开发,解决微观不确定性模拟与宏观综合评估模型的耦合问题,将风险感知、技术扩散、投融资与消费行为、政策影响与反馈等气候—社会—技术系统的关键过程纳入综合评估...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能源转型视域下“零碳乡村”的可行性和环保性——以陕西关中C县F村为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以陕西关中C县F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起基于“碳源—碳汇”平衡及“碳中和”评价框架的“零碳乡村”实践理念，通过对427户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掌握第一手数据及资料，对F村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该村农户的炊事、取暖等生活能源仍以煤炭、秸杆、柴薪等固体燃料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量几乎为零；农户环保意识强但环保常识匮乏；结合关中地区资源禀赋特性认为，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替代传统能源具有可行性，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规模2.34千瓦即可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零碳化，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5千瓦，不仅能实现能源自给，还有具大的收益空间；F村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比例高于非商品性能源，其中，散煤燃烧碳排放占比在47%~50%之间，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传统的秸杆、煤炭、柴薪、煤电等，可为环境减排1 225.6吨~1 436吨的CO₂，环保性能突出。     

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的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业、产业等园区是碳排放集中区域,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开展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是四川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当前,四川省碳排放的主要特点是:碳排放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工业是碳排放的核心产业领域;煤炭消费碳排放量占据主导地位;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正在逐年提高。为了推动和优化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应通过实施园区差异化建设、推动产业低碳转型、重视降碳技术研发应用、数字赋能碳排管理、积极布局生态碳汇等举措,不断推动四川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低碳经济的内涵、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新形态,其核心要素是低碳技术、低碳产业和低碳管理制度。其中,低碳技术通过降碳、零碳和去碳等机制促进减排;低碳产业通过代替、改造传统高碳产业．稀释高碳产业碳排放等机制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低碳管理制度通过引导、激励、监督、管控等机制促进经济低碳转型。     

能源正义视角下我国能源转型的法律规制路径

为保障“后巴黎时代”能源绿色转型的公正性,能源正义应该成为能源转型规制的应有意涵。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我国坚持了能源正义理念,在实践中也积极通过能源普遍服务和新能源扶贫来促进能源正义。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由于能源初始禀赋不平等、能源观念落后以及能源制度缺陷,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的能源正义仍然面临高碳产业工人失业、民众用能权益减损、新能源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后果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应坚持能源正义优先理念,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能源转型促进法》。该法应建立能源转型的民生保障机制、程序保障机制、正义恢复机制、绿色能源使用的激励机制、监督与责任机制,以促进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正义的实现。     

国际能源转型的技术路径与中国的角色

当今能源供应安全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两大因素的加速发展，致使全球能源供求出现新的竞争格局，能源效率提升、非常规化石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构成了当前和今后国际能源转型的三大技术路径和发展方向。技术进步和环境问题正在改变全球的能源需求结构，能源来源多元化多级化特征进一步凸显。全球能源发展的三大技术路径和多元多级化发展方向，导致全球能源体系不断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角色突出。然而，中国在能源发展的三大技术路径和方向上既有不足也有优势。对此，应补齐短板，巩固优势，引领发展。中国在国际能源转型进程中是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不断升温,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承担大国责任、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自主的历史性机遇,也会给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系统带来巨大挑战。能源转型过程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绿色、经济、安全的多目标权衡-“不可能三角”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1+N”双碳政策体系,以克服单个减排政策的局限性。而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需要把握其内在特征：多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把握内在特征是构建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综述关键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按照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两条方法论主线,提出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推动平稳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在双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变革。     

长三角城市零碳发展评估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作为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中心区域,长三角地区理应走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前列。为了更好地评估长三角城市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现状,本文构建城市零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在经济人口、科技创新等5个维度上形成零碳发展评估框架,基于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构,并将城市分为强脱钩组与其他组两个组别,对长三角41个城市的零碳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评价。评估结果表明,长三角41个城市间以及省际之间在零碳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较为显著,同时,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强脱钩前后各指标贡献率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应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协同效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城市的碳达峰、碳中和进程。     

化石能源领域碳减排研究综述

化石能源具有高碳排放性。自从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燃料以来,导致全球气温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灾害持续发生。当前,国内外均在强调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活等环保理念,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在努力提高化石能源利用率、创新低碳技术、减少碳排放。学术界一直将化石能源的减排和低碳化作为研究重点,从区域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就化石能源碳减排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化石能源碳减排的未来研究中,化石能源碳减排行为的来源、化石能源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化石能源供应链减排、化石能源产业链协同减排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重点。     

能源革命——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同时,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对中国环境容量和气候容量的宏观定量分析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推动能源革命;目前和今后几十年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治本的能源革命。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对缓解环境和气候问题会作出贡献,但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最多可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所以“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在中国并不恰当;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经过一个多元结构阶段,转变到非化石能源为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将共同为此作出贡献;可再生能源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经济性）的提高有赖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地球的支柱能源;中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发展虽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弃核,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核裂变电站到未来的核聚变电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过程,核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成为未来地球的另一个能源支柱;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抑制不合理需求、减少浪费、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控制总量,是中国能源可持续、环境可持续、社会与经济可持续不可或缺的战略;能源革命旨在建立高效、低碳、绿色的能源新体系,是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具有全球性又有中国特色,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国际合作空间广阔;同时也是一场国际竞赛,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碳中和相关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剖析碳中和的具体含义以及与之相关且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归纳达成碳中和的技术路径，从理论层面梳理碳中和的经济和就业影响。研究指出，能源转型、碳税、碳抵消、碳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实现碳中和目标取决于碳捕获和封存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自愿碳抵消只是一种辅助性工具；实现碳中和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综合考虑能源转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等多种因素。基于此，探讨目前碳中和问题存在的争议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