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家庭地位与消费行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居民家庭消费率双双下降,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并运用2017年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家庭地位和家庭收入来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可以降低恩格尔系数和促进消费升级;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独生子女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显著;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家庭教育外消费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一般家庭的教育消费挤出了教育外消费。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强化政策引导,关注中等收入家庭女性就业,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等政策建议。     

女性劳动参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结构——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女性劳动参与通过影响个人未来预期、对他人的信心以及个人成就感影响家庭消费结构。以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抑制了家庭生存消费占比,但促进了家庭享受消费占比以及发展消费占比,也促进了家庭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低龄女性劳动参与对享受消费的影响较大,而高龄女性劳动参与更多的是影响家庭发展消费。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结构和消费升级的影响更大。研究建议：重视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在加强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制度建设时,既要考虑全国的一般性,也要兼顾区域和年龄的差异性;通过适当引导,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市场。     

妇女NGO在贫困山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提升中的现状分析——基于甘肃省T县的调查

妇女NGO即妇女非政府组织。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NGO在提升已婚女性家庭地位方面所发挥的最大功效有:帮助已婚女性脱贫致富,提升了其经济地位;干预农村家庭暴力,给予已婚女性暂时的庇护。然而在贫困山区的农村,妇女NGO数量规模较小,活动频率低,组织类型结构单一,社会认知度不高,与网络型发展模式相距甚远。针对此现状,贫困山区的妇女NGO,在创建之初就应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工作重心,对未来的发展应有合理规划;加强政府与社会支持力度,使妇女NGO稳定发展且逐步走向普及。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女性家庭地位＂在本次调查研究中界定为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所拥有的自主权、支配权、决策权,同时引入了家庭冲突处理方式以及家务分工状况、妇女自我角色认知等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其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调查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值差距悬殊;男性是家庭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倾向仍很严重,＂男主外,女主内＂现象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思想观念的滞后、教育资源的匮乏、经济独立的缺失。针对此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构建Probit模型以考察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照料、子女照料均会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环境，建议企业、政府与家庭共同发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     

西部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基于甘肃省嘉峪关市农村地区的调查

为了了解西部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情况,对甘肃省嘉峪关市三个行政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婚姻自主权、家庭实权、家庭地位满意度等方面内容,并得出结论:农村女性教育水平低下、权利意识缺乏等是影响其家庭地位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与权利意识的对策。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的差异性分析——湖北省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个案调查

本研究以汉川县沉湖镇段夹村为个案 ,对现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过程中的个体差异作了横向研究。研究发现 ,农村劳动人口在职业角色分化过程中 ,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 :首先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劳动人口职业角色分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 ,职业角色分化的基本单位是农村劳动人口个体 ,但亲属关系是影响职业角色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表现为一些职业角色类型的承担者集中于某一姓氏 ;再次 ,实现了职业角色转化的劳动者 ,大多有较高的职业角色满意程度 ,职业角色满意程度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不同职业角色类型的承担者之间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者 ,其职业角色满意程度的差异不是非常明显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利用江苏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健康状况变化对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具有显著影响,不仅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非农劳动供给。农户自身认定健康情况越好,选择参与非农劳动的概率越大,非农劳动参与天数也会越多。家庭不健康劳动力越多,已参与非农劳动的劳动参与时间会减少。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改善家庭护理水平和农村健康状况有利于农户的非农劳动供给。     

生计禀赋、农户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295个农户调查数据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框架和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不均衡,人力资本测评得分最高,为1.3355,其次为金融资本为0.7638,社会资本为0.7531,物质资本为0.7263,自然资本最低,为0.4238。（2）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中,有59.04%的农户参与度相对较高,40.96%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且研究区内绿色生活参与度得分最高,为0.6062,其次是绿色理念,为0.5847,绿色生产得分最低,为0.0257。（3）在农户生计资本与乡村绿色发展关联性测评中,人力资本对乡村绿色发展影响关联性较高,其次依次为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影响最弱。据此,从农户生计资本、绿色低碳农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中国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2）问卷数据，选取2148个已婚家庭样本为观测对象，系统梳理研究了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中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平等观念、目前工作状况、身体状况对其家务劳动承担比重有显著影响；而配偶受教育水平、女性收入贡献率、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满意度对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影响不显著。总之，受教育水平是改变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市已婚职业女性休闲参与和休闲制约因素——基于湖北省黄石市社会调查的分析

是否充分自由地享有休闲生活是反映女性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并与女性的地位休戚相关。对于城市已婚职业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休闲在她们的生活中实则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差距,她们参与休闲生活的质和量都不高。分析与审视制约她们参与休闲的社会制约因素,对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代际分担的调节效用

随着女性职业社会化，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全面二孩政策更使得已婚女性面临着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以2015年CGSS微观数据为基础，从家庭视角检视育儿、代际分担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而言，母亲仍是主要的照料者，育儿对于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代际分担对育儿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育儿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影响明显大于农村已婚女性。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发展公共托幼服务、鼓励家庭代际分担等路径，帮助已婚女性平衡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已婚女性充分就业。     

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人口流动对农村女性带来的负面效应与对策建议

农村女性不论主动参与流动还是被动留守都将面临一系列的困境,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屡遭侵犯,而农村留守女性的生活异常艰难,因此,促进农村女性流动人口适应性发展和缓解农村留守女性负担是十分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