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闻一多和胡适诗学的差异与贡献比较

闻一多和胡适相同者,仅只作为文学载体的白话入诗,针对旧诗格律的新诗追求.他们更多者则是差异,如对诗之语言俗雅,对诗之节奏,对诗之外在形式要求等均不相同.闻一多的音乐美和建筑美貌似各自独立,却合二为一构成辩证统一关系,即音乐美必然导致建筑美,建筑美则更加音乐美.胡适所尊崇的诗之自然音节和诗体大解放,也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强调自然音节就势必导致诗之散文化,进而导致诗体大解放.胡适诗论诗作的历史贡献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价值,但闻一多的诗论更是诗歌历史发展和要求的必然.虽然从整体看闻一多诗作有诸多不完美之处,但相对胡适绝大多数不完美诗作,显然更是超越.     

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胡适引领的白话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胡适在白话诗歌理论和艺术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也给新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致使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白话新诗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胡适白话诗歌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先行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一番探究，以期对胡适及其首创的白话新诗理论有更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回观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意见分歧

“五四”期间,胡适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影响深巨,赞赏仿效者有之,批评商榷者亦有之。其中,梁启超的批评最具典型意义。本文从说理与抒情、音节与用韵、文言与白话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意见分歧,并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高度作出了评价。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从考证谈到红楼梦的评价问题

王国维在一九○○年前後就指出:不能把小说的典型人物用考证眼光来对待,他说:“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於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并且以为只有“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王国维虽然是唯心论的文学批评家。但是关於这个问题的论点是正确的。可是胡适俞平伯之流却在十年以後,还来考证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而且胡适和能平伯除了琐碎的考据之外,还有一种最有毒的考据,那就是宣传色情的考证。譬如说,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里有“论秦可卿之死”,胡适在他的文存里也有一篇“秦可卿之死”,他们都不是想以这段材料来认识曹雪芹对封建地主家     

19世纪西人小说中的白话实验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出于对异质语言的敏感、华洋杂处的现实需要以及探求中国文化的兴趣,率先发起了语言变革。他们所作白话小说主要包括传教士小说和汉语读本中用北京官话改写的白话小说,其中所用白话则经历了由章回小说的旧式白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尽管西人进行的白话实验并未带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但在对白话文的认识与运用上表现出相当的超前性与创造力,是我们研究白话文运动的绝佳的参照系与对比物。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自然:美与美感之源(论纲)

美学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建立美感和如何建立美的判断依据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从生命进化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美感的建立过程会发现,美的判断依据是生存竞争。这可以从形体与色彩之美、声韵与语言之美、智慧与心灵之美等四个方面来说明。心灵之美是在人对于人间关系有较多的认识之后才建立起来并随着认识的深广度的增加而变化的一种美感。     

西方经济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西方经济学和美学是两门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西方经济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美学意味和阶段性特征,即古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近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与功利之美、现代经济美学思想的丰裕与幸福之美、当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和谐与快乐之美。把握这些特征,有利于加强我们对于经济学和美学学科自身性质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在学科意义上深化对于经济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

炫学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小说观念冯保善一炫学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特有的创作现象。所谓炫学小说，指的是小说作者借小说创作炫耀学识才情，卖弄博学多识、广见多闻，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以小说为度学问文章之具”，“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中国小说史略》）以文...     

何谷理：《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

在小说史研究中，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心所在。这不仅是因为其中包含有《水浒传》、《红楼梦》等众多丰富的阐释资源；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白话小说的理解和评价直接关系到解释者的意图以及小说研究的基本范式的形成。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先秦儒家仁爱学说略论

儒家仁爱以“亲亲”为本,讲“爱有差等”,有一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并非悖人情 而为之。而就其所及的范围而言,最高境界的仁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在博大宽广 ,既不自私,也 不狭隘。墨家对儒家仁爱的批评实有很大的误解,近世以来,反孔和尊孔两派亦未能有真 正确当的认识。儒家仁爱学说独特的内涵、性质和价值,实有待于重新认识。     

谁先写作白话新诗

白话文是胡适首先倡导的,用白话写作新诗也是他首先开创的吗? 从前,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人们也信而不疑。因为胡氏早在一九一六年留美期间,他就开始用白话写作新诗。不久,他的一首小诗《蝴蝶》就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这些都是事实。郭沫若发表新诗开始于一九一九年。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并由他亲自审定的十五卷本《沫若文     

宝宁寺志叙

<正> 禅分五叶,其茎二也。南岳、江西,既两相峙立,抑互相印契,交错以纬之。五茎二,二茎一也。禅无择人,况有择地而必于此二茎之间敷而为叶?此亦有说。印度之支,东及沧海者,幼枝蔓垂。自岷山之南,南经(?)柯至盘江之夹,剖而为二:其北条,     

欲望的复活——论美感体验的生命基础

从人类生命的感性本体出发,当代美学有理由对经典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立场提出批评。因为它以灵肉二元对立为基本观念,割裂美感与人类正常欲望和需求的密切联系。所谓超功利,实际是排除了美感体验的生命基础。因此重申美感体验与感性生命相联系,就意味着对人的欲望的肯定,意味着人的全部感官都参与了美感体验,而不若超功利观那样只重视视、听觉而贬斥更个人化的触、嗅、味觉。但在欲望的旗帜下,存在着两种同一形态而不同性质的生命冲力,必须加以区别,才能使美学在纠正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偏颇后,不至于走向新的片面。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形式美和情感积淀

任何物质都不能离开形式而存在,美的事物同样有其美的形式。具体艺术作品也有其表现的形式。主体获得美感的原因,主要是来源于客体的形式。内容更与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内容涉及功利,与美感没有直接关系。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美有所论述,“文艺的功用首先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其次在形式和谐上引起的美感,情节的内在逻辑要求布局     

美的遗失与偏至——近代小说的现代化演进及其美感问题

中国近代小说承担了艰巨的任务,而它也在域外小说和古典传统的双重约束和影响之下,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从内容到形式,从技法到语言,近代小说都经历了根本的演变和更迭。而由于近代报章的发达,报章小说开始在近代小说中崭露头角。这些演进和转型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观念。然而,这些变化却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弊端:即,美与美感的逐渐遗失。五四作家们看到了近代小说的这些问题,因而五四及其以后的小说创作,逐渐走上了关注社会和审美相结合的道路———而美与美感也就在这遗失与寻觅之间或隐或显、忽明忽暗。     

拟话本小说夭折探源

拟话本小说兴盛于明清之间,至清初夭折。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到此终结。究其原因：话本作为拟话本的前身,有“小说”和“讲史”之分,“小说”是拟话本的源头,“讲史”则形成白话长篇小说。讲史艺人较高的文化层次,使得长篇白话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和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文化层次较低的“小说”艺人制约了小说话本的发展,形成拟话本的先天不足。长篇白话小说替代了拟话本的地位。此外,正统文艺观给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以精神支柱,它在观念上最接近正统艺术。而拟话本一直被视为消闲品以等而下之,它是通俗文艺中之粗俗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不到地位的认可和艺术的升华。与此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与正统艺术相近的文言小说也就有机会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