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戊戌七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一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八月初三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六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八月初三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史实考证

慈禧挪用海军费造颐和园,是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康有为、梁启超都谓清廷办海军“筹款三千万”,如果这是指海军衙门九年中所收海军常年经费的总和,则尚接近事实。但他们究是局外之人,未曾亲身经历其事,不可能对慈禧挪用海军费的数字,作出比较正确的估计,只能笼统地提出海军“仅购数艘而西后即命提全款”的论断。这不独不符事实,而且把慈禧及其帮凶千方百计挪用海军费的卑鄙手段,轻轻一笔带过。有的作者如池仲祜,民国初     

珍妃究竟是怎样死的?

清德宗载湉(光绪)的宠妃——珍妃,姓他拉氏,满州镶红旗人,生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其父为礼部左侍郎长叙。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她十三岁时,与异母胞姊瑾妃同选入宫。次年,姐妹俩被册封为瑾嫔、珍嫔。二十年(公元1894年),珍嫔晋封珍妃。珍妃年轻美貌,性情活泼,知书达理,聪慧贤德,初入宫时甚得慈禧喜爱。后因她常与德宗帝互换装束,女扮男装,喜欢慈禧所厌恶的摄影照相等新玩艺,加上隆裕皇后嫉妒,常在慈禧面前说她的坏话,遂使她逐渐失去了慈禧的欢心。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德宗帝接受了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主张,颁布改革命令,推行新政。珍妃积极赞助德宗帝变法维新,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

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①。其论据为：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谭嗣同，或者采取另一种作法，连康有为也不捉拿，以免打…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

本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实现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的目的。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康有为的宗教观

<正>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多次谈到宗教问题,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世界是宗教世界.我认为这是没有真正理解康有为宗教观的实质,是值得商榷的.     

翁同和与百日维新关系探析

<正> 翁同和是晚清宫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曾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恽毓鼎:《澄斋日记》<稿本>第四函)对当时政局起过很大作用。戊戌变法的期,翁氏既是军机大臣,又兼总署差事,故与新政关系极为密切。但是,翁是支持变法还是持反对态度?翁氏与康有为关系究竟如何?将翁氏赶出朝廷的是光绪还是慈禧?上述问题晚近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它们对戊戌变法研究又至关重要。要正确评价翁同和,要     

论康有为的海外诗

<正>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的领袖,是那个时期的思想界一位特出的思想家,同时又是近代一位重要的诗人.解放后,我们从某些政治概念出发,硬以戊戌变法为界,将康有为的诗分成进步和反动的两个部分,并对他后期的诗作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公允的.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评价他的诗,我想谈谈康有为戊戌后的海外诗.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一日乘轮离京、逃亡海外,由香港而日本,由日本而东南亚,再至欧美诸国,足     

对康有为哲学体系的思考

<正> 康有为哲学思想表述上的一个特点是:大量借用古代和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名词、概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康有为思想形式的模糊性质.但是,与康有为借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术语相比,他更多地是沿用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本来就存在着哲学思维的模糊倾向.到了康有为,又借用旧概念去说明新的世界观,在同一概念上旧内容与新含义往往并陈着,而人们又往往习惯于用原来的意思和规定去理解这些概念,这就加深了康有为思想的模糊性.     

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把康有为定性为"改良主义者"并长期进行批判,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最大的理论误区;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判定康有为前期进步后期反动,是"由好变坏"的典型,更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极大错位。还康有为"一个先进中国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是我国史学界长期的学术使命。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予以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作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重基础之上的.从价值观变革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可抹杀;从现实生活看,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试评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正> 《大同书》是康有为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康有为所设想的通往"大同世界"之路,始终与妇女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他把"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作为去"九界"、进入"太平之世"的起步之点.因此,实现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不仅是《大同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康有为全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在康有为那里,教与学相混,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孔学、孔教异名而同实;严复强调教与学各不相涉,始终侧重对教与学进行区分。这使康有为、严复所讲的教呈现出宽窄之分。康有为将教理解为教化之教,将保教视为保国的不二法门;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康有为大相径庭,认定宗教与科学、自由相悖,反对通过保教来保种、保国的做法。康有为、严复对孔子思想以及孔教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的比较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试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兼论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

<正>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身为今文经学大师的康有为所倡导的“托古改制”,是引人注目的一幕史剧,它的悲剧性结局,不仅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有关,而且受康有为本人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康有为“托古改制”及其思想武器——“经学”进行剖析,进而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解释:为什么类似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在中国不能成功?为什么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会由推动改革的工具逐渐变成束缚思想家的精神枷锁?并以此就教于同行与先辈.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论康有为后期的爱国主义思想

<正> 康有为的一生可以戊戌变法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对他前期,亦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功绩是众口皆碑的,至于如何看待他的后期(从戊戌变法失败至逝世,则莫衷一是.大多数论者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其实,这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康有为既使在后期,也还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和言行,表现得十分突出.     

康有为的宋明理学四维观

对宋明理学的关注和研究是康有为早期学术中心之一,万木草堂时期的他多次讲授宋明理学.康有为视界中的宋明理学理论来源复杂,思想构成多元,是孔学、佛学、老学和墨学等多种要素的和合体.于是,与孔学、佛学、老学和墨学的关系构成了康有为的宋明理学四维观.多维视角流露出康有为对待宋明理学的复杂心理,也促成了他由早年崇尚至后期排斥宋明理学的思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