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转换":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尝试"及意义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知”“道”与审美非对象化思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自知""生知"。"自知"即非外在感官耳目的"反听""内视",其所"知"之"物"就是具有明晰性的非对象性的"无声""无形"。"生知"就不是逻辑的知识性的"知",而是基于天生本性的体悟,"体"之"悟"即整全身(体)心的直观,是对内感官(内视心观)所显现(见)"物"的"直透"。而(生)"知"作为知解力则是会意顿悟,瞬间生成,(心)"目"击(敞开)"道"存(显现)。真正的(生)"知"就是基于非对象性审美直觉的无中生有:原创、草创、首创、始造。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总纲 ,也为计划生育工作“三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检验标准 ,而“三结合”则是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有效载体。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 ,推进“三结合”,应在认识、效益、载体、地位、评价等五方面满足新要求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从“非美”到“泛美”--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误区及其出路

当代中国美学以否定西方经典美学思想为开端,致使美学学科失去自身的知识依据,完全受制于哲学的主客观问题而不能就美本身的问题展开,因而出现“非美化”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在试图消除“实践论美学”偏颇时,又以存在、生命、自由为本体,把美放大成生命的全部,呈现出“泛美化”倾向。当代中国美学只有回到美自身的领域,科学地传承美学固有的经典思想,尊重美的边界及审美事实,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     

从“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看文学的地域性差异

长安与金陵同为千年古都,诸多历史遗迹与名胜风景,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登临凭吊,感慨系之,发为诗文,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学色彩。本文以“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这一题材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文化地理、自然景观、文学传承与积淀、审美崇尚等方面揭示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自然的音节”与“散文的语言”——略论华兹华斯对胡适白话诗理论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源于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创造。但就诗歌理论而言,白话诗更多地是与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湖畔派诗歌等西方资源有着明显的关联。在诗歌语言上,华兹华斯主张“散文的语言”,胡适强调“自然的音节”。文章通过对前述两条诗歌主张的对比分析,论证了胡适白话诗与华兹华斯的渊源关系.     

试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气候”与“小气候”

文章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气候”与“小气候”之间的关系，并对思想政治工作“大气候”的优化，良好“小气候”的创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内容上题材单一严肃     

《努力周报》与新诗

《努力周报》在论政的同时一直兼顾新诗的建设:扶持新人,发表多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诗作品,积极探讨新诗理论,重视译诗及歌谣的发掘。《努力周报》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     

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与惠特曼开创自由诗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二者都是在文学代变的关口,分别承担起了中美诗歌变革史上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胡适提倡白话诗的目的是要推翻文言文学,建立白话的国语文学,而惠特曼则是为了冲破英国文学的藩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的美国诗歌。在白话诗诗学理论的阐述上,胡适偏取了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但由于白话诗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等原因,在诗歌的意境和风格上,胡适对惠特曼自由诗的接受并不明显。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论中国现代自由体诗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关系

中国现代自由体诗是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催生了新文学革命,白话代替了文言,新体诗代替了旧体诗,白话成为自由诗的基本特征;现代诗人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的文体形式成为其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具体表现;现代诗人具有了平等、民主的观念,白话、自由体诗成为诗坛主流,民歌体成为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诗体发展呈现出大众化趋势。     

中国自由诗体的特征、韵律规范及百年流变

新诗自由体在百年诗坛的主导地位,是由其诗体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尊尚思想的自由和尊尚表达的自由,形成了自由诗体精神自由和形式自由的特质。但其自由是相对的,自由诗体也有自身的韵律规范,这种韵律不是传统的而是新创的,它把诗行作为基本节奏单元,把对等作为韵律建构原则。这种新韵律对诗歌读者惯常的感受方式的冲击很大,迫使他们形成新的阅读速度、语调音律和节奏预期。基于自由诗体的新韵律,我国诗人在百年创作过程中探索了说话式、抒唱式、诵读式、歌吟式和实验性等多种自由诗体节奏模式。百年新诗自由体的光辉发展历程和多种节奏形态,始终又是同自由诗体本身的精神自由和形式自由的本质特征密切联系着的。     

"中国新诗二次革命"质疑

诗歌革命有其自身的特定内涵."中国新诗二次革命"论者所提出的现实根据和诗歌目的、理论主张、实际内容等均不具有革命性的实质,"二次革命"难以成立.     

鲁迅的新诗创作

鲁迅的新诗理论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是我国新诗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的新诗创作对我国新诗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助威和推动作用；他的新诗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基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圣言痞说"与新诗革命

汉字与汉诗的神圣性获得古代诗人的自觉坚持与守护."文学革命"对汉字与旧诗的清理与批判,为新诗的发展埋下了积重难返的隐患,最让人痛心的或许是"圣言痞说"现象:不少"诗人",丧失了对汉字与汉诗的基本敬畏之心.新诗的发展又到了关键时刻,急需"否定之否定"的批判与清理.据此,我们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希望通过冷静的批判、有序的建构、合理的创新,廓清新诗的混乱现状,厘定新诗的发展方向,确立新诗的汉语特色,以此恢复诗歌作为精神产品的价值定位,再次激活新诗的内在生命活力.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