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老子的天命鬼神观

不少研究者认为老子所言之天是没有人格意志的自然之天,但通过对《老子》具体经文的研究发现在不少章节中,老子所言之天,依然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老子没有否认上帝,他也就无法否定天命。老子明确地肯定了鬼神,对道家来说,鬼神是被坐实了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老子的"道"本身就与鬼神有脱不了的关系,神所具有的特征,"道"都有。     

朱子理学美学的研究价值三论

鉴于朱熹及其理学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中地位和影响的重要，鉴于历史上对朱熹文学和美学观的误解以及对朱熹理学美学研究的空白，本文认为有必要系统地考察与研究朱子理学美学。这对于填补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应有之环节，揭示中国传统文论中相对见弱而理学美学中相对见长的理性思辨，消除断言中国传统美学不具备思辨品格的偏见，宏扬中国传统审美哲学的理论精华，在辩证地分析理学美学二重性影响中，吸取有利于建设中国有民族特色现代美学体系的积极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朱子的国家哲学探微

朱子对国家的哲学思考是儒家国家哲学的一个典型。朱子认为圣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创造性地从本体论角度、人性论角度考察了国家的基础。在上述论证之后,朱子阐明了国家的目的,即为人们成为圣贤提供帮助。     

王船山之鬼神观

船山之鬼神观是其哲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船山之鬼神观承接了张载关于鬼神气本论的基本观点,并以气本论为其鬼神观的逻辑起点,论证了鬼神即二气之良能的观点;在人与鬼神的生死气化过程中,论证了鬼神与人一也的观点;在人与鬼神的伦理道德方面,船山阐释了守人道而鬼神之理已得的基本观点。船山之鬼神观凸显了其气本论哲学思想的彻底性。     

二程之鬼神观探析

在现实生活中程颢和程颐并不相信鬼神,认为鬼神之事不足信,杂信鬼怪异说者是"烛理不明";但在理论上说到鬼神是否存在时,二程的态度却是暧昧和模糊的,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对鬼神的存在予以有限的承认。这种矛盾的鬼神思想与古代"神道设教"的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继承的正统儒家的鬼神观有关。     

南辕北辙：近代“鬼神救国”论考察——以灵学为例

“鬼神救国”论是近代各种救国言论之一,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考察“鬼神救国”论对于更深入地剖析救亡局势下不同群体的心态与命运,更全面地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以灵学为例,“鬼神救国”论者认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主张“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颓靡”,而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鬼神救国”论的泛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鬼神观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民国时期,民众精神思想极度贫乏,因而封建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刘文典用文章对封建的鬼神观进行严厉批判,同时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他深信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张从西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理学工夫论视域中的“树”：以朱子和阳明为例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从"树"这一中国哲学中的典型意象入手,梳理朱子和阳明对同一意象的不同利用方式,并通过两者对"树"结构和生长的不同解读来分析两者在思想上的差异。第一部分简单梳理了中国传统中对"树"这一意象的运用,引出朱子与阳明对"树"意象的使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朱子以"树"为"气",以之为静观对象的思想,并由此反映出朱子在格物这一道德修养功夫上流露出的"有意识""刻意"的倾向,第三部分是对阳明以"树"为喻,对"心即理"进行说明,并以"心"为根,以枝叶为"节目",将功夫总结为培养本源,保持体用的整体性和上下的一贯性,第四部分根据阳明的"树"喻按条目分析了心学的功夫论,主要落实在内在的善念和身外位置的把握。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树的意象与理学功夫论的分歧,可以用"种"和"格"区分心学和理学功夫论的差异,从功夫对象来说就是以"生"为主的根茎和以"成"为主的花实的区别,因而可由"树"喻见心学功夫达道的必然性。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朱子理学美学的二重性影响及其功过

朱子理学美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带有深刻的两重性 ,其方向的两重性表现为直接的顺承和反向的冲击 ,其作用的两重性则体现在伦理的强化与思辨的超越。     

朱子哲学里的四端和七情

四端和七情问题不是朱子学中的大问题,只是在性情问题上有所言及,但在韩国儒学那里却得到了深入和详细的讨论.这样的问题意识终究是来源于朱子哲学内部的,所以为了研究韩国儒学的四端七情问题,并基于对朱子心性学的一种新挖掘,本文力图弄清朱子自身对四端七情及其两者关系的观点.     

理学养生之道——以朱子心性修养论为中心

作为禀天地之气而生、法四时而成的人,如何把握养生之大道?朱子给我们道出了养生的根本道理。朱子的养生之道以心性修养为基础,注重道德修身,以成就圣贤、君子为宗旨目标;朱子的心性修养论,强调心的知觉、主宰作用以及对天理的认知、情欲的节制,以“中和”作为对身、心、性情的整体调摄原则,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而这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以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恰恰是个体存养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的生命状态。所以,朱子的心性修养论,虽然不以养生为目的,却养在其中。朱子的养生之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论基础上的“天人理一”的养生体系,从树立“天人一理”的养生观以及身心共养、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德、养气存心、情志养生、“仁者寿”为养生最高境界等几个方面阐述养生之道。系统研究建立在朱子心性论基础上的养生之道,可以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诉求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朱熹的鬼神观主要是在有关礼乐的讨论中形成的,它既与传统礼学一脉相承,又有着较为浓厚的理学背景,是儒家鬼神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鬼神“实有”,源于理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论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以二程到朱子的仁说为中心

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基于若干的社会一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如二程(程颢、程颐)道学思想的创立,二程人格与思想的权威的确立,道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道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学内部的学术讨论,具体规定了道学话语的内涵。而追踪这种讨论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及其中讨论的问题和焦点的变化,则有助于理解道学话语的形成和转变。     

鬼神、疾病与环境:唐代厕神传说的另类解读

盛行于中古时期的厕神传说故事,在唐代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另类面貌,厕神成了时人观念中死亡与疾病的象征.这种观念的发展变化源于唐人对厕所、鬼神、疾病三者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认识.     

朱子哲学之义理架构及其理论问题

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在这个架构中,心是神明不测的虚灵知觉,虽然不是性理,也不属情气,无所谓形上形下,但却可以包得形上之性和形下之情;心通贯动静,无间于未发已发,自身就是发动力,是性之主宰权得以执行、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是一个圆满的架构。但这个架构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这就逼着朱子从心、性、情三个方面分别做工夫来弥补这些理论上的漏洞,这却使其哲学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