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

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引导死刑民意就是要剔除死刑民意中的非正确成分,就是要引导死刑民意摆脱情绪化的反应向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刑事立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和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二是刑事司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民意参与死刑案件审判的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交流反馈机制、适当的时候暂停死刑执行。三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外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思想启蒙与死刑知识的提供、以死刑个案与错案为突破口、构建民间的死刑改革推动机构。     

死刑控制政策下民意引导的实证分析

民意虽然是当前死刑控制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应当考虑的因素,但不应当夸大民意对于死刑罪名减少和死刑废除的阻碍作用。在客观认识民意对死刑控制政策影响力的同时,通过变更刑法条文表述、公布死刑判决数和执行数、重视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以及提倡死刑改革的多元化参与等措施正确引导民意,将会有利于我国死刑控制政策的实施。     

中国语境下民意与死刑适用的互动

民意在死刑案件审判中的实际作用逐渐受到关注，然而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对民意本身的分析与批判，忽视了中国语境下民意的独特内涵与影响，在消除民意对死刑案件审判不合理影响的手段上缺乏可操作性。在中国语境下，民意与死刑案件审判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其产生、作用和影响与西方语境下的民意有很大的区别。民意既有有益的一面，也存在负面影响，严格遵循司法程序应该是引导民意的最佳途径。     

死刑适用与"民意"

就我国目前的情形而论,死刑与民意的关系问题集中在两个层次、两个阶段:一是宏观层次、立法阶段,即死刑存废与民意的关系;二是微观层次、司法阶段,即民意对于个案中死刑适用与否的影响.若将这两个层次联系起来,则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在前一个层次上,似乎普遍的民意是反对废止死刑的,这与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学家强烈要求废止死刑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在后一个层次,虽然也有要求对刘涌执行死刑这样的个案,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针对具体案件所发表的所谓民意基本上都是要求枪下留人、免处死刑的.     

论民意与死刑实践--一个互动关系的视角

在我国,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适用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司法实践中死刑大量适用的现实又在不断强化这种群体意识。在民意与死刑的适用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在民意与具体的死刑判决之间拉开距离,以限制死刑的适用,并进而削弱死刑的民众心理基础。     

中国死刑存废的若干问题思考

国际社会普遍限制死刑，有的国家业已废除死刑，而对死刑的存废之争一直未曾停止。死刑存废论者均有着各自的刑罚理论作为支撑，人道主义是推动死刑存废之争的根本考量，民意在死刑存废之争中不应被完全忽略。在现阶段，死刑的存在有着其价值和文明基础，但我国应在政策上严格限制死刑。     

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完善研究——以个案中民意的影响为视角

死刑是国家在刑法中所规定的基于犯罪而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手段。近年来我国不少死刑案件判决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舆论认为死刑的司法适用中存在适用标准不明确,未能体现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强烈的人文关怀及死刑之价值,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与民意隐有对立的趋势。为更好地应对社会进步的需求,对死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既要符合现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又要照顾当下的现实语境,对死刑的立法修正和司法控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论生命权视角下的死刑废止问题

思考死刑的废止问题,应从生命权角度出发,生命权不仅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还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死刑无疑是侵犯生命权的刑罚,但死刑的功利主义的考虑和民意对死刑方式的支持态度,成为死刑存在的重要因素。死刑的威慑作用和惩戒功能不容置疑,但在当代,其与人权发展的趋势不符合,生命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生命权保障的需要,死刑应当废止,以自由刑替代死刑。     

死刑存废之争的历史演变与未来进路

死刑改革无疑是目前司法改革的重点。中国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经历了哲学层面、法哲学和法社会学层面的争论后,最终回归刑法学本身,目前在"限制"死刑的范围内达成共识。限制死刑论希冀通过借助"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同时逐步实现废除死刑。而未来存废双方在涉及严重腐败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民意等方面将继续存在不可避免的争论。     

科学发展观核心价值语境下存废死刑的理性思考

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死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所关注的焦点。基于对目前国际形势的考量,结合我国科学发展观这一政治背景,从死刑的实然性、民意、人权以及如何限制适用死刑等理性角度对存废死刑问题进行思考。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死刑罪名设置的民众视角

我国现行刑法设置了68个死刑罪名。学界减少死刑或废除死刑的呼声不断高涨，有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还列出了废除死刑的时间表。死刑立法的最终根基在民意。对现有死刑罪名应当如何理性设置进行了民意调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提出了死刑罪名逐步减少直至废除的立法建议。     

贪贿罪废除死刑的多维透视——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切入点

死刑问题是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结构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伴随《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13种经济犯罪死刑的取消,贪贿罪死刑存废问题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贪贿罪配置死刑不符合刑罚理念,是一种扭曲的民意观,更难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规,因此,对这一敏感和棘手之议题,贪贿罪的死刑废除即可提上议事日程。     

刘涌案件的刑法适用问题与思考

刘涌案件经过三审,先后作出了由死刑到死缓又到死刑的三次判决。作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刘涌应该按照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而二审法院将死刑改为死缓是不妥当的。涉及刘涌案件的公众民愤(民意)问题、知情权问题、死刑观问题等,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重要现实问题。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

在全世界一百余个国家已经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在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刑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死刑何去何从?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谈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阻碍中国死刑废除的因素。加强法律文化建设,转变国人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努力消除普通民众中存在的复仇意识,提高公民尊重权利,特别是尊重生命权的法律意识,才能够为中国由逐步限制死刑到最终废除死刑打下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的保守与激进：立法、民意和理论

立法的激进与保守取决于立法对待理论和民意的态度。立法因为欠缺理论共识的形成而激进,因为尚未达到理论共识的期待而保守;立法因为顺应民意而激进,因为固守民意而保守。刑法修正案(八)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体现了立法保守的面向,在设立危险驾驶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问题上体现了立法激进的面向。立法应该处理好理论与民意的关系,平衡好保守与激进的关系。     

浅议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检察监督

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已于2 0 0 7年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程序的正确实施对于保证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坚持少杀、慎杀,防止冤假错案,贯彻"严格控制死刑、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既是司法公正的需要也体现了国家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但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关于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法律监督作用却鲜有提及,这无疑是死刑复核程序的重大缺憾,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正,就必须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和法律制度框架之下,讨论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程序的检察监督。     

论司法的民意困境及其破解

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它在给司法带来有利作用的同时,也影响着司法的自治性、司法程序的主治性和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使司法陷入民意困境。而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要破解这种困境,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小议废除死刑制度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 ,残酷的刑罚 ,科学文明发展至今天 ,人们对个体生命权日益尊重 ,死刑的存在是不是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是值得商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