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女性小说代表性的话语方式——私语化写作

新女性小说家对于个人化写作的独特理解来自于她们对女性处境的深切体会.新女性小说并非全都是私语化的,但私语化却是新女性小说最具代表性的话语方式,而且为新女性小说家普遍认同.新女性小说家的私语化就建立在"以血作墨"的深度体验的基础上,这一体验是通过反复叙说"孤独""逃离"等主题性话语传达出来的.换言之,将自己置身于"孤独""逃离""边缘"的状态是推动女性写作走向私语化的主要原因.     

早期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女性叙事策略

作为现代市民价值观的表现载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整体上具有阴柔的女性气质。从当时上海的社会现实来看,女性在城市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一个女性化的消费文化语境。这种“女性”特征与主流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所呈现的某种“男性”特征相对立,形成了两种文学观的对比。正如女性本身在社会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日常生活话语相对于启蒙中心话语的弱势地位,体现了女性气质的现代市民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文学史所遮蔽。     

身份认同中的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话语 ——韩素音女性自传的跨文化解读

<无鸟的夏天>描述的是一个混血女性在为自己寻求固定身份的过程之中丧失自我的故事;这部女性自传揭示了作者所受到的压抑,是在种族话语、性别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的彼此纠结、互为影响的状态下发生作用的,一种话语所丧失的力量,会由其他话语补足并支撑其地位.而作为新女性的韩素音丧失自我的深层原因,正在于她对自我身份的内在焦虑以及对固定身份的寻求.     

浅析韩剧中新女性形象的成功构建——以《我叫金三顺》中的三顺为例

以韩剧《我叫金三顺》为例,分析了近年来韩剧中女性形象的变化.从金三顺这个新女性形象入手,通过与传统女性形象的对比,探讨新女性形象在韩国能够受到认可的社会背景,分析新女性形象能够成功构建的三个原因:从表层意义来看,新女性形象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韩国女性自我价值意识萌发;从深层意义来讲新女性形象符合韩国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三是此形象迎合了受众的审美取向,受众的“满足与使用”使得新女性形象被接纳.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的视听实现

中国电影艺术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视听化为上海的政治影像、都市形象、女性形象等,都充分体现出上海影像与海派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实现着有机的审美“耦合”。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的政治影像美学内涵萌芽视听实现为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地和中国近代民族独立思想策源地。其近代都市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上海影像中“罪恶”之都的符号化表达——帮会和现代都市景观显现。其女性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电影中的都市娼妓和都市新女性。     

上海"孤岛"抗战文艺的先导 ——全面抗战前期上海《孤岛》周刊研究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西迁,大批文化人士也相继离沪,一部分留下来的爱国文人,利用上海"孤岛"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创办抗战报刊,坚持文化上的抗战.其中,《孤岛》周刊作为上海"孤岛"抗战文艺的先导之一,刊发大量文艺通讯作品,积极昂扬地表现全民抗战,为民族抗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析《蜗居》对新女性主义的折射

通过对六六的小说《蜗居》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展示了新女性主义的性格多元化、女性话语结构化和女性写作主体化的特点,解构了“中心主义”与“二元论”,多角度、多方面体现出新女性主义的观点和特征,展示了新女性主义的理论意义,强烈地折射出新女性主义的精神。     

《万象》于日常生活领域市民观念的构建

作为上海沦陷时期颇受市民欢迎的《万象》杂志,在对新文学的吸收、反思和现代市民精神的汲取中,从夫妻私人空间、感情交流角度透视婚姻,直面婚姻的现代矛盾;对“小儿女”恋爱心理、畸情恋爱给以现代揭示;对女性,较多地强调女性家庭功能而缺乏女性意识,但在时代大潮冲刷下表现了不少体现革命性的女性形象,又从现代市民立场出发,发掘到舞女、影星一类职业本身的都市现代性质。《万象》代表了四十年代海派文学由洋场社会延伸到每个家庭的发展趋势。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女性少数话语"刍议

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少数话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声音,而其"女性少数话语"更深刻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作为"他者"的边缘生存﹑边缘身份和多元文化的特点以及产生等主要问题.澳大利亚的四位少数民族女性代表作家及其文本是对主流话语的批判,揭示了"异化" 和"他者"边缘处境的根源.     

“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再解读

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等等"五四"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常常被认为是"五四"爱情神话的范本。学界大都放大了它们与"五四"的紧密关系,而忽略了对文本中女性自身内在经验的细读,从而将文本所表现"自由恋爱"解读为"女性解放",然后再把"女性解放"拔高成"个性解放"。学界做出如此演绎的依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婚制的变革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婚制的变革不仅没有使"新女性"因此而欢欣鼓舞,相反却使她们全部都陷入了精神苦闷。"新女性"们以血泪般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种以"自由恋爱"为核心的新知识的冷酷以及男权社会启蒙话语的自我性质。"五四"女作家以她们特殊历史位置和敏感天赋展示了"新女性"在"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之间的尴尬处境。     

爱丽丝·沃克《紫色》中的"黑人性"文化现象解读

"黑人性"最早是塞内加尔的著名诗人桑戈尔在《还乡笔记》中第一次运用,以表达他对黑人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来它发展成为一种震撼世界的黑人文化运动.它旨在提升黑非洲文明的精神,唤起黑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沃克的《紫色》在关注茜莉的自我发展过程中着力渲染黑非洲文化所引发的民族自信心,并透过《紫色》充分折射出桑戈尔"黑人性"的文化内涵和精髓.这在体现茜莉摆脱作为黑人女性受到的双重压迫而成长为新女性形象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中新女性的诞生

童话教母安吉拉·卡特因其对童话的改写而享誉世界文坛,其短篇小说《染血之室》是在改写法国童话大师夏尔·佩罗的《蓝胡子》的基础上创作的.通过文本分析,探讨《染血之室》中新女性"我"的诞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女性身体作为女性发声的新媒介,女性精神作为女性进步的新动力,女性话语作为女性自主的新途径.     

论庐隐笔下女性的情感悲剧书写

庐隐是描写恋爱的专家,也是书写女性情感悲剧的先驱者。她以独特的生命体验,细腻、委婉、感伤地诉说着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彷徨于歧路的情感世界。在强大的夫权话语系统下,新女性进退维谷,苦闷徘徊。庐隐的作品谱写了一曲五四知识女性情感命运的悲歌,成为五四新文化浪潮的绝唱。     

韩剧中的新女性形象解析

近年来韩剧风靡一时,而其中大多数表现的主体是女性。而这其中,传统女性的形象与新女性形象即野蛮女友形象出现平分天下的局面。野蛮女友形象的出现与受众需求、社会对女性的关怀女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通过这类女性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剧描述社会现实、表现女性心声、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国产动画电影的新女性叙事困境

受到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影响,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发生改观。近年来,多部以女性为叙事主体的动画电影先后上映,以颠覆传统的女性人物塑造和迎合市场的女性话题讨论,尝试塑造出观照时代审美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并未挣脱传统男性话语体系的桎梏,既定的性别窠臼仍然存在。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更广泛的性别话语体系,探索符合时代需求的性别叙事新美学,创造出具有性格魅力和审美张力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动画电影工作者还需进一步探索。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