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二程哲学的不同风格

<正> 二程思想有同有异。对于他们哲学思想的不同之处,以前学术界大多从主观唯心或客观唯心两种倾向上加以区分,指出大程开启了陆王心学的渊源,小程开启了程朱理学的渊源。本文则试图通过二程解释“理”、“性”范畴的不同思路和方法来分析其不同的哲学风格,并就此说明哲学家的气质、个性及经历等个体特征也是影响哲学思想的重要因素。     

《宋元学案》百年研究回顾与展望

《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继《明儒学案》之后学案体例运用的又一次成功尝试,是对700年来儒学发展的厘定与总结。《宋元学案》成书百余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具体分为《宋元学案》始撰之年讨论、《宋元学案》的总体评价、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对《宋元学案》的贡献、《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宋元学案》的门户之见、黄宗羲等学术史观、《宋元学案》对理学内部纷争的处理、《宋元学案》释误举例等。     

承传道统,考辨源流——读《儒藏》史部·历代学案

最近,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儒藏》第一批50册,其中有23册是史部的《历代学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内容包括唐晏撰《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撰《宋元学案》、冯云濠、王桎材撰《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     

二程的“以易胜佛”与儒学的突变

新儒学(宋明理学)以谁作为“奠基人”?有的说二程,有的说周敦颐,有的说张载,也有的笼统说北宋五子,等等。笔者认为,如果将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即以伦理思想为主导并使之提高为本体当作衡量的尺度,那么,程颢和程颐兄弟作为新儒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二程“以易胜佛”所形成的理学思想,乃是儒学实现由宋明以前的旧的形态突变为新儒学的关键环节。     

“先识造化”与“先识仁”——从关学与洛学的异同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其转型

关学与洛学,同属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宋元学案·序录》云: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这里说的“大本”是指“道”,即儒道。张载与二程同承孔孟,同明儒道,故云其“大本则一也”。程颐曾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遗书》卷二十一下)“天”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浑沦言之,张载与二程同以儒家所谓“天”为本,亦可谓“大本则一也”。但析而言之,张载以“太虚之气”为天,以“气化”为道,与二程所谓“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遗书》卷十五)实又有哲     

濂溪学中“无”的智慧

周濂溪是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他所取得的一个十分重要成就,就是将“无”全面系统地引入到新儒学体系之中。首先,他将“无极”引进到新儒学的形上学之中,“无极”成为高于、先于“太极”的宇宙本原;其次,他将“无为”作为儒者的最高人生境界之中,将“诚”规定和描述为“无为”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况;其三,他将“无欲”作为一切有志于学圣的修炼方法。濂溪学在坚持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又将佛、道之“无”融汇于儒学之中,提升了儒学的形上智慧、人生境界。     

反求己身:杨时的格物路径

杨时认为,学道首先须明善,明善要先“致知”,“致知”在“格物”.在杨时看来,体上而言,即己即物,理完备于物我,“格物致知”可从内外两路着手,反求己身具可能性;向外格物尽理,而物多之不可胜穷,反求己身成为必要.转而杨时向内反求己身,一则反身格物,明目耳口鼻之则;终则反身而诚,举天下之物在我.他试图折衷小程向外格物穷理、大程向内反身而诚二说,然着手处仍流入大程之说.     

杨时略论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谥文靖,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将乐县)人。生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登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进土,历官浏阳、余杭、肖山知县,秘书郎,著作郎,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龙图阁直学士等。杨时是二程的得意门生,他29岁先拜程颢为师,40岁又从程颐,素有“孔子道脉,程子箴规”(朱熹语)之誉。而且,他也是北宋末南宋初传播“伊洛之学”的首要人物。二程洛学影响江南士人,传至江西、福建,实得力于杨时和游定夫,而又以杨时为最,“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出。”(《宋元学案》卷三十五《龟山学案》)     

宋元时期理学的论争与《宋元学案》的理学观点

<正> 宋元时期是理学产生、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理学内部派别分野的重要时期。理学史上程朱派与陆王派的对立和论争、理学与功利之学的对立和论争,均肇始于这一时期。它们构成理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线索。由黄宗羲、全祖望编纂的《宋元学案》,比较全面地综论了这一时期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宋元学案》编纂者的理学观点。根据《宋元学案》的综论,宋元时期理学的重大论争,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湖湘学的哲学基础

宋明理学在北宋初创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程颐、程颢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方开始兴盛。理学再传入湖南则是二程的高足弟子,诸如胡安国、胡宏、张等完成的。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这一地域性理学派系为“湖湘学派”,王运则干脆称为“潭学”,即湘潭学派。胡安国、胡宏的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性本体论”建构了湖湘学整个理论思想体系。诸如性的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道与物的关系等问题,就是建构在“性本体论”基础之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宇宙观问题。茫茫…     

论“浙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代意义

“浙学”是千百年来的浙江人的文化创造和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包含了浙江大地上曾经有的文化思想成果。这一“浙学”概念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大浙学的观念。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浙学”的观念变化过程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浙学”在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学,明代扩大为心学,清初进一步扩大为理学;经过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论述,“浙学”由原来只重浙东学术而变成包括浙东浙西、越来越宽的概念。这些为我们今天确立大的浙学概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值得深入研究的心学潮流

值得深入研究的心学潮流张岱年北宋中期，二程讲学洛阳，提出“天者理也”，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明道（程颢）又说“只心便是天”，于是将天与理与心统一起来，表现了主观唯心论的倾向。伊川（程颐）论儒佛的异同，断言“释氏本心，吾儒本天”，将天与心对立起来，不同意...     

略论司马光的《潜虚》

一司马光(1019—1086)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著名历史学家。他原籍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涞水乡人,世称涞水先生,《宋元学案》专立了《涞水学案》。但他久居洛阳,绝大部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在这里进行的。 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活动。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称北宋道学“六先生”。后因“涞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宋元学案·卷首序录》),才除去司马光,只称北宋五子。但是,不管是六先生或是五子,都不能排除北宋道学之兴是和司马光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司马光是旧党首领,其他人在政界都没有他的影响大。司马光居洛十五年中,除了编修成著名的《资治通鉴》之外,还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写作了《易说》、《注系辞》、《注老子道德经》、《注太玄经》、《注杨子》和《潜虚》等著作,对道学之兴有一定的作用。道学是反对“荆公新学”的产物,司马光是反对新学的支柱,道学家只有得到他的支持才能扩大影响。司马光居洛阳期间,程颢也贬居在此,富弼、文彦博、吕公著、程颐、邵雍等人也都在洛阳,他们时常优游际会,论道议政,司马光被称为“真宰相”。他们不仅要直接反对新政,而且也要从理论上攻击新学。这就使得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了共同的基础。了解这一背景,对我们理解《潜虚     

本天与本心:宋明时期的儒佛之辨与朱王之争

程颐"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颇大,成为这一时期分判儒佛的重要标志性话语。南宋朱熹、真德秀对程颐此说皆有引申讨论或进一步解说,但他们的讨论限于论儒佛之别。明代对阳明学不满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崔铣、黄佐、陈建等借程颐"圣人本天"之说抨击阳明心学滑入佛禅之"本心"。阳明本人及其亲传弟子对罗钦顺以"释氏本心"来攻击其心学主张没有太多回应,但阳明后学或有心学背景的学者对罗钦顺等人的批评有较为激烈的反击。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略论朱熹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传统儒学的政治伦理观点为中心,糅合佛、道思想,将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问题统统纳入其思想体系,建立起博大繁杂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逻辑结构,故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宋元学案》卷四八)。从“广大”和“精微”两个方面评价朱熹思想,是颇有道理的。所谓“广大”,就是他不仅对中国哲学史上重要哲学范畴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且,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关涉经     

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之学是极为丰富的,包含着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以及“道心人心”说、“心统性情”说等内容。它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基础。朱子人心之学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借助于对心的深入思考和辩论,朱熹建构了独特的心性论、心理论、心事论、心身论和心知论等;二是人心类型论,朱熹对心的类型、形态进行不懈思考,和二程一起共同建构了人心道心说;三是人心功能论,朱熹对张载“心统性情”说做了创造性发展,从性体情用、情动心兼动静、理在人心等方面呈现了心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人心本质论、人心类型论和人心功能论三者构成了朱子人心之学的三元义理结构。     

儒学的禅学虚化--袁宗道的心学诠释

袁宗道的“心学诠释”完全按照心学套路而彻底消解儒学本体、全盘拆解入门矩 ,卒归禅学“随缘任运”的“生死解脱”之旨 ,它以晚明士人心性之学的典型个案反映着作为时代之学的阳阳心学对士人“学问”的深刻影响和对士人精神的深度渗透 ,并以弃儒之禅显发了心学一门的佛禅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