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

梳理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过程.康德最早受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情感"理论的影响,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康德坚决否定了"道德情感"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康德将面对道德律所产生的"敬重"重新界定为"道德情感",它所产生的道德意向促使遵守道德法则,但绝不是建立道德法则的基础.康德"道德情感"理论的转变是他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的结果,显现的是康德伦理学在应然与必然之间的巨大张力.     

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探析(英文)

为了回应休谟关于因果性与自由关系的难题,康德提出了两种因果性概念：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前者指涉思辨理性语境中的现象领域;后者在思辨理性的超验的自在之物领域,只是一个否定性概念,但在实践理性的语境中,它获得了客观实在性。自由因果性所肯定的是先验的自由,而不是心理学的自由。在康德那里,这两种因果性以分裂的方式共存于人（既是现象领域的存在者,又是自在之物领域的存在者）的身上。康德之后,马克思批判性地综合了黑格尔和叔本华的成果,揭开了康德两种因果性概念的谜底——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既蕴含着目的性和自由因果性的维度,又蕴含着自然因果性和历史因果性的维度。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生产劳动这个必然王国构成自由王国的真正的基础。     

论理性在道德形成和道德实践活动中的意义

理性这个概念在康德这里,既有"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区分,又有经验的与纯粹的性质之差别,还有"先天的"、"先验的"、"超验的"不同用法。康德对理性进行的区分,为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康德认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和遵守道德法则的基本根据,是产生善良意志的根源,更是促使道德法则转化为人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行为准则的根本力量。     

从“责任”到“尊严”: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路径

责任概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认为责任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并进一步说明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仅合乎责任的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在回答人与人之间相互履行责任的理由时，构建了一个由普遍规律约束起来的不同的有理性者构成的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康德认为人应该运用理性去获得德性，期望人能够基于责任并超越责任的束缚而出于完全的自律去追求尊严。同时，责任是实现人尊严的起点，它何以引导人获得尊严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研究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审美与直觉主义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意志的直觉活动,这一活动既有感性的参与,也有理性的加入。当然,审美的前提是先有一个直接的对象(美的形象)存在。对于该形象的直觉感受就是审美直觉,审美的一切情感体验都来自于这种审美直觉。康德激发了直觉的效力,也引发了后人对直觉的迷恋和想象。他将直觉看作是感性的,不过却又将其囿于理性范畴。克罗齐和柏格森承续了康德,也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观点。概言之,克罗齐和柏格森则直接将直觉看作为沉淀着理性色彩的感性能力,而这一所谓"直觉"是诸多能力的综合,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关键是二人对"直觉"的解释引发了直觉主义,在此基础上"审美直觉主义"则更是流布广远。     

理性的情感——论共通感在康德哲学中的证明和作用

共通感是对于形式的追求的一种质料性情感.审美愉悦感产生于想象力与知性在理性形式之内的自由和谐.崇高感的消极性方面体现在知性下的想象力综合活动无力把握对象;积极性体现在理性通过理念统摄了质料,想象力的失败也就是理性的成功.这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抑的是知性,扬的是理性.道德感与崇高感都是在排斥质料干扰后对于理性的敬重感.敬重感作为一种理性的情感成为道德动机,引发起道德行为.美感和崇高感作为面对具体事物自然而然生发出的对于理性形式的认同感,证明了道德感触发的道德行为自上而下施行的合法性.     

评康德对艺术特征和本质的界定

作者认为,康德所认为的艺术的特征就是理性、天才和自由的观点,即康德对于艺术的特征和本质的界定。其意义在于,指出了艺术不是自然本能性质的东西,而是理性精神性质的东西;艺术不是知识,突出了艺术审美情感的特征;提出了艺术是超越自然表达理性观念的自由创造这一概念;把艺术的本质规定为道德的象征,突出了艺术的伦理力量。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作为哲学问题的和平与自由的关系

和平和自由的关系是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人类共享和平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是指久已失去的状态;新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把和平和自由归于自我,归于“心静”和“心和”;基督教封建哲学思想把和平和自由归于来世;新兴资产阶级则宣称,理性王国的统治带来了永久和平和自由。在研究和平和自由的关系方面,康德哲学是个高峰。康德的历史哲学既把人定为为自由作出决择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有理性的存在物,又把人定为由具体实在的自然法则和因果关系而决定的经验     

康德责任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关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倒序解读

如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有系统理论体系的道德哲学家一样,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是康德责任论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其理论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康德关于人的基本看法的合理性。康德通过强调人是有理性的东西,从类的角度深刻合理地揭示了人有自主能动性这一本质属性。基于这一判断,康德将人的自主能动性,也即人的意志自由作为责任论伦理学的基础。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康德论人类行为之“合法性”与“道德性”价值

康德关于行为之道德价值的理论为精确区分行为的道德价值层次与定位人类道德形象提供了恰当的理论框架;合法性概念为人类出自感性动机的行为开辟了巨大的自由空间,无论是对于道德法则的尊严还是人类的自由而言,均是非常有利的契机;康德严格定义了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而行动的纯粹道德性,以作为反思标准与道德理想,对于扩展与提升人类道德生活的价值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形而上的追求与人性的悖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自由意志思想论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等著作中,论述了道德的重要意义及其可能性,强调作为目的的人自由是其自身所固有的,自由意志是道德律令产生的根基和前提,它使人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决定和选择,能够在道德领域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使人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道德律令在善良意志中体现出来,使人能够为义务而行事,能够产生善行,从而无限提升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价值.尽管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承诺了先验的善良意志的可能性而导致了难以回避的困难,但其独特价值却不但深刻影响和启迪了其同时代的思想家,而且20世纪的决定论者和相容论者也还在思考康德的论题.不过与康德相比,决定论者无法否定康德为自由意志问题设定的目的,而相容论者无法回避康德所设定的自由意志问题的论证思路,从而分别显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     

儒家与康德“善”之思想的比较

儒家"善"的思想是以仁、礼为中心,推崇中和,通过正名、仁义、忠恕、知命的途径来追求中庸至德,使统治者立德而人民安于德,从而使整个社会出现和谐美满的状态的.而康德的善良意志源于理性,责任是善良意志的体现,自由是善良意志固有的性质,可以实现意志的自律,即理性自己为自己立法,从而推导出"人是目的"的道德观.     

感性视域中的康德伦理学——兼论道德律的合法性问题

康德伦理学对感性的排斥,根源于其认识论中思辨哲学的倾向;似乎只要自由与道德律互相蕴含,就可构建起理论的大厦;不过,没有感性支撑的道德律反倒陷入一种逻辑的空转状态,无法真正定义一个自由行为的善恶。固然,道德律向人颁布了一些必须遵守的定言命令,但人所以会遵守道德律,表面上看,像是源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规定,而实际上,则是人感性需要推动的结果。道德律普遍立法的形式,也许是历久不变的,但是相关内容,却与时俱进。这也是康德伦理学在其概念的演绎背后,需要补充的一个历史性维度。     

论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离

近代民法中的法律人格制度是德国历史法学派和汇编法学派运用康德哲学对罗马法人格进行改造的成果.康德哲学先验地视人为目的的伦理要求与以理性约束自己而行为的自由要求的对立统一要求民法必须同时兼顾两者,造成了民法中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分离,每个人因为先验的伦理而应当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只有理性的人才能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从自然目的到"人是目的"——康德历史哲学新论

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康德批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自然目的论为出发点,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中,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非社会的社会性";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走向永久和平;而康德历史哲学的目的则是从自然到自由的人,从而得出了"人是目的"的结论.正是在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康德建立了他的历史哲学体系.     

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

主客体二元分裂是认知主体性哲学的根本难题。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即独立自主或者个人的自由意志,它彰显于近代西方哲学,并集中表现为认知主体性。这种认知主体性哲学的创立者是笛卡尔,此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发展过程,即表现为主客体不断分裂以及力图在理性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基本态势。笛卡尔的"我思"把外在世界设定为客体并与自我意识处于分裂之中;康德试图通过"先验意识"来解决主客体的二元分裂,而感性、知性、理性以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又进一步导致理性的界限;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走向了绝对精神,致使人改变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过程。综上,主客体二元分裂的难题在认识论哲学的范围内不能得到解决。因为认知主体性哲学进一步导致技术理性的扩张以及占有性的个体主体和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它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根源。     

“快乐主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兼论马尔库塞的快乐观

“快乐主义”（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昔勒尼流派）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派别。在理性主义看来,快乐是与理性无缘的,它只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理性的现实化或现实的理性化———才体现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快乐与幸福。康德说：“因为每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的特定情感将决定他所追求的特定幸福,即使是同一个主体,他也会根据这种情感的变化而追求不同的需要,因而,主观必然的法则（作为自然法）客观地是一个真正的偶然的实践法则,它可能且必将根据不同的主体而完全不同,所以,它绝不能提供一个法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伦敦,…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在粱漱溟及其史学领域的追随者朱谦之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在起源和原型上均崭新的、扎根于中国传统的启蒙观念。康德主张启蒙意味着人类应通过理性的力量唤起运用理智的勇气。朱谦之同样既用理性去界定启蒙，也将启蒙重点放在宗教方面。这一方面牺牲了西方理性概念的丰富、复杂与内在变化，另一方面和黑格尔一样，消除了中西理性概念之间的微妙而重大的差别。西方传统中的理性在思维、直觉、情感、欲望、实践、技艺、自然运动之中全都必定指向善。对泽西方“理性”概念的中文字眼，早就在儒家与佛家典籍中出现了。宋明儒学的理性观是至大无外之绝对，其用兼具直觉、思虑和情感，且均指向善。梁漱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理性与理智差别的思想，但将理智断定为人心之用，将理性断定为人心之体，大体只能代表心学道路。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以在儒家的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而情感的实质在于对善恶的指向与西方古代哲学或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