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Web2.0环境下网络集体行动的主体特征

"可写可读式互联网"环境下网络集体行动蓬勃兴起。运用西方集体行动的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解构网络集体行动参与主体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在网络环境中的身体缺场、现实与网络的虚实互动增加了资源动员的便利,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经过价值的认同、政治机会的权衡使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在网络中聚合而发起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可能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导致群体极化和"破窗效应"。     

网络动员：传统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社会动员的发起与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平台。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网络动员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能量与效力。公众的信息权力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不再“虚拟”，而是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来自草根的“微力量”和“微资源”在网络动员中凝聚成举足轻重的强大力量，使得基层社会力量促进政府行动成为可能。网络动员给传统政府管理方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网络社会的崭新特质和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强化了网络动员对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冲击。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政府应当重新定位自身的治理角色，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合作与共治。     

移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的特征与发展

随着网络社会的来到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关的经典研究通常从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与结构、动员话语和文化等方面展开。当前,集体行动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移动互联网改变了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组织结构,导致了集体行动形式的丰富和多元化,修正了行动的经典逻辑。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也为社会研究提供了更加新颖和多样的素材。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可以扩展经典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解释模型。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机制阐释

互联网业已成为群体行动的舆论平台和发生渠道,通过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的供给与共识解读及建构,促使网络社会运动的专业化与草根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逻辑,以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框架建构等理论范式为研究框架,分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行动的互动与平衡,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并探索促使其有效发生的制度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路径。     

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

网络动员已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管理难点.文章在对网络动员概念、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网络动员背后的作用机制,并从"社会冲突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网络动员提出一定的管理对策.     

动员与参与:网络慈善的捐赠机制研究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慈善事业在互联网上发展迅速,形成了一个高速成长期,其生长点在于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在"后郭美美时代"的纠葛。同时,由于互联网特质与民办慈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而网络慈善是当下中国民办组织采用的重要形式。网络慈善的捐赠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动员与参与。前者是运动创业家的主体动员加上与互联网紧密贴和的制度设计共同完成的,后者则在支持与反对中形成了多样的参与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下,一项网络慈善能否取得成功,其决定因素不只停留在动员技术层面,还需考虑复杂的社会现实因素。如何形成健康合理的动员格局,并有效利用网络技术手段,是未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公众网络参与若干问题探析

公众网络参与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的政治发展逻辑,公众参与的"网络依赖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反映出现实中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过程的缺位.尽管公众网络参与是我国目前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参与形式,但它并没有消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加快互联网立法步伐,明确政府在公众网络参与中的组织引导职责,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是解决冲突的可能出路.     

转型时期我国农民集体事件的冲突治理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不断转型,我国诱发农村集体行动的因素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政府在处理农民集体行动的事前、事中、事后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与手段,但是仍存在问题.在此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政府应对集体行动应采取正视社会冲突存在、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健全危机及事后处理机制.     

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

本文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一方面,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即将集体行为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这是内聚动员过程;另一方面,网络人际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为寻找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持,即外扩动员过程,它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对集体行为的处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载体和舆论的平台在现代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发育和扩散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     

网络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冲突与悖论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网络民主"应运而生。用互联网推进和完善现实民主成为一种思路。然而,网络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存在若干冲突:一是网民做主与人民做主的悖论,二是自由至上与民主集中的矛盾,三是传播无序与稳定发展的冲突,四是文化多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张。必须充分重视和引导网络民主的发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网络民主的优势。     

微博时代:舆情挑战与政府应对

最近两年来,以微博为主要传播平台的网络舆情成为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当下中国的信息和舆论传播环境日趋多元,以官方媒体和微博为代表的主要传播平台,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两个"信息场"和"舆论场",撕裂着社会的价值共识。微博从三个方面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信息多源挑战信息控制;舆论多元挑战"舆论一律";社会动员挑战社会管理。政府应转变理念,采用新的思路调控微博时代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推进信息公开,打造透明阳光政府,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赢得民众信任;参与舆论竞争,成为新舆论环境的"领唱者",用回应民众诉求来赢得舆论支持;尤其要注意防范微博的社会动员功能所引发的风险。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社会管理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以无理有因、有责合法为基本特征,难以得到有效管理而不断发展为社会冲突事件。将社会工作方法引入农村社会管理,建立一体化合作的社会工作平台,既能够在外力参与下,动员农村各个主体及资源,开展集体性行动,化解社会矛盾;又能够针对个人与群体,培养自我负责、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带动村民生计发展。这不仅实现了农村的和谐与发展,更实践了社会管理从管制模式向协商模式的转换,并使社会工作方法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推广成为必要与可行。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路径、视角与方法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新挑战。近年来经由网络传播不断放大、演变而来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视点。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此类事件有学术渊源的研究路径包括:关于网络民主的政治学研究、关于网络舆情的传播学研究、关于互联网共意性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研究。在研究视域上,呈现出以风险社会理论、社会冲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为主的三种理论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文献研究和规范分析,较少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网络时代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新角色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及模式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国逐渐建立起电子政务体系,而"网络发言人"正是电子政务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迫切需要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正是这种新的要求使我国的政府改革最终选择了服务型政府,而信息时代,电子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的最好工作方式,"网络发言人"制度是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结果。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政府发言人的角色从现实走进虚拟,这是现实的选择。为使"网络发言人"的角色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明确其合法的身份,使网络发言人的角色更稳定;确定网络发言人的工作程序,明确其职能是强调终极答复而非中间转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加强网络发言人队伍的人才培养,使网络发言人成为现代政府的服务方式之一。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政治关联性的网络表达与政府回应研究

互联网为聚集民意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平台支撑。互动型的网络表达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等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政治关联性的网络表达,政府如何作出回应是新形势下塑造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在分析政治关联性的网络表达对回应型政府意义的基础上,讨论了现实中我国政府对政治关联性的网络表达回应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政府如何加强回应的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