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

别尔嘉耶夫认为,西方社会的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从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了现代性本身的危机。人的生存危机和哲学危机的产生都是源于人和宗教的矛盾,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也就在于人与宗教的矛盾,因而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也应该到宗教当中去寻找。从整体上看,别尔嘉耶夫的宗教哲学体现了深刻的现代性批判维度。     

从道德发生机理的视角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支点

道德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建立在人自身交往经验基础上的一种理性,它存在于人与人结成的一定关系的社会之中。传统道德理论所坚持的道德的主体应该并且只能是人类自身的观点,伴随着自然、人类社会和伦理认识的演进而趋于泛化,然而道德主体领域是有限度的。生态环境与理想状态的日益悖反,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往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以期找到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支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殊异性决定道德不能简单地外推到自然界,所以,和谐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支点不是道德直接演绎,而是人类对自然界理性开发的状态。     

论生态学视野中的人化自然与自然美

在生态学视野中,自然美并不是存在于远离人类社会的自然界之自然物的自我显现,而是存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中.达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必要途径,仍然是人时自然的人化.这种人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味的征服与改造,而是针对不同时代、不同情境,采用不同的调节手段.从自然关的根源看,自然美生成于人同自然关系的变换与和谐;从自然美的发展看,自然美延续于人类自然观和技术观的转向与更新;从自然美的未来看,自然美回归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补偿与救赎.     

形上之维--一个伦理学不可或缺的维度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困境及现代道德危机源于西方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形而上的维度,因此,现代伦理学要想走出危机,必须恢复其形上之维.麦金太尔的德性论对伦理学形上之维的重建指出了方向,他认为,"整体生活的善"的确立是拯救现代道德危机和现代伦理困境的立足点.     

生态危机的宗教解救——汤因比生态伦理思想述评

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峙关系之中.汤因比认为这种生态危机与西方的文明危机有一定的关联,而这种文明危机又与人类生活世俗化、宗教精神的衰落有关;他明确反对传统基督教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并主张利用宗教中的自我克制精神来遏制人的贪欲,力图建立一种融合多种宗教优点的爱的宗教,以此来拯救人类文明,缓解生态危机.     

生产伦理的理性分析

在经济运行中的生产领域里,解决人的生产活动与生态保护矛盾的出路在于用道德和科学、伦理与文化相统一的观点,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运用道德与法律的手段调节和控制人对自然界的行为,在生产伦理中强调要有职业道德,这是进一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首要前提。     

从“人格三要素论”看西方近现代文化与人格

西方基督教神学鼓吹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因而实际存在的普遍人格是归属型人格。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西方一些国家的人格开始从归属型转向自尊型,出现了新的“片面智慧力量型人格”和“片面意志力量型人格”。西方人格的这种片面性,使西方一些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增加了兴趣。而属于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为西方人人格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激进的保守主义——评《后环境保护主义》

“后环境主义”一词指的是一种结构松散的意识形态,它认为当前的环境危机是一种更大的危机的一部分,社会状况恶化、经济不稳定和第三世界危机也都是它的一部分。这种更大的危机是经济高度增长的结果,这种增长建立在破坏性的起异化作用的技术和道德虚空(它容许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与自然界的某种剥削性关系得以维持)之上。扬格认为,一旦在我们面对的多种问题或危机之间建立起联系,一旦从科学、政治和伦理学的融合中形成某种认识自然界的方法,随之而来的将是向可持续的后工业社会过渡。     

论道德与良心

在伦理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把道德与良心混为一谈,或者重视道德问题而忽视良心问题。实际上,道德与良心不是同一的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相区别。而且,良心是与道德同样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因此,应当重视良心问题以及道德与良心关系问题的研究。 我们先考察道德和良心这两个概念。道德属于社会文化领域,它是外在的价值规范,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良心属于社会心理领域,它是内在的价值追求,它源于人的天性。人区别于动物,不仅在于有道德,更在于有良心。良心是道德的内在根据,即康德的“绝对命令”。道德与良心都以善恶是非来判断、支配人的行为,…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这就是说,不仅存在把人当作目的的伦理学,而且存在把“人-自然”系统当作目的伦理学。这一伦理学不仅以人为尺度,即以人的利益作为伦理标准,而且以“人-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为尺度,承认生物物种的生存权利,尊重和维护地球上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因而应该制订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我们认为,生态伦理学有如下的基本原则。 一、爱护从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这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是它的最高行为原则。从伦…     

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西人性论的差异

中国和西方人性论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能够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中人性论分野的是整体和谐论与二元对立论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以及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相信“人皆可成尧舜”,认为人的灵与肉是和谐统一的,人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约束,从而直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和等级主义、专制人治、清官情结、明君情结。西方认为人本身具有两极对立性,人自身具有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天使的一面与野兽的一面,两者常常冲突,人并不必然趋善,人性有其局限性、脆弱性、需要外在的他律性,从而直接导致西方文化的自然主义,并成为西方平等、民主、法治思想的基础。     

从哲学自然观的演变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西方的自然观在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之后,引发了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革命,人类成为自然界的征服者.中国的自然观则自始至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前提,"天"在人伦道德的阴影下不能显现其真相.西方与中国自然观的不同发展实际上也是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反映.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自然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

从对追求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视野来看,马克思自然观中有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而且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放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中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把自然的复活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人的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这一深邃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对建设当代人与自然和谐之道和人与自然和谐社会都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生态伦理:对传统伦理的拓展与超越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呼唤思想道德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无论中西,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是社会人伦秩序与个体品德修养的统一,是关于人的价值判断或意义规定,它包括规范准则、风俗习惯、品德修养、善恶评价等内涵。而生态伦理道德作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中应运而生的一种革命性伦理思想,旨在为当代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一个广泛的伦理公式和可靠的道德基础,其首要特征就是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将道德关怀的视野拓展到整个自然界,研究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及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它在对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把握上则表现出了更深邃的视角,其所强调的公正原则不仅包括了代内公正,还包含着代际公正;不仅包含了男女公正,也包含了人地公正,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     

人体社会学:展望

主体危机,人体危机60年代末,人们根据一些动摇了集体生活观念,同时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西方社会道德标准的问题来思考与人体有关的社会想像出来的事物。原有的范畴显得过于狭小已不能满足青年人,当然也包括各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探讨新问题的新愿望。随着女权论、“性革命”对体育竞赛的批评和人体新疗法的出现,正统的人与其他事物,以及自然界的有形的关系形式陷入了全面深刻的危机。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危机必然会反映到具     

生活在别处——论乡村家园想象的生成

中国现当代作家乡村家园想象的生成,大致源于他们那种"生活在别处"的精神状态.这往往表现为写作者对于乡土的情理悖谬或爱恨交织的心理,或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童年经验,再者或出于作家对于自身价值取向和道德信念的坚守.而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中国当代作家乡村家园想象的生成与转型期社会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判断失范,甚至一种世纪末的社会情绪的影响有关.从这种意义上说.乡村家园想象是当代中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社会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     

从中庸思想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人服从于自然到自然服从于人的过程。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人的地位因此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以至于人类自己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能否正确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关系到人类后世子孙的大问题。但是人类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矫枉过正,为了避免一种极端反而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决于人的认识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为人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方法,并且它对我们现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可提供借鉴和启发。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思想与"生态环境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再生产自然界”思想是建立在科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基础上的,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上是双向依赖、双重建构的物质变换关系,“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正和表现,“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是“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历史发展的必然。生态环境既是消费的对象又是生产的对象。生态环境再生产是人类全面生产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形式。研究并建构生态环境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生态环境理论的完备,对规范生态环境的治理、开发、改造等工程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道德价值秩序的重建

1 近代以降,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全面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按照美籍华裔中国思想史学者张灏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 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道德伦理已经全面失范,如何建构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秩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存在迷失”。人生在世,必须确立一套终极价值信仰,借以解答一些人生的形而上问题。儒、释、道三家都曾向传统中国人提供过各自的宗教性的终极意义信仰,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儒门淡泊衰微,“内圣外王”式的人生境界被认为不合时宜以后,中国人向何处去重新寻觅生存的意义?再次是“形上的迷失”。西方科学曾成功地解答了外部世界的“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但对世界的“究竟     

论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同一性

人类中心主义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前者盲目强调人的主体价值,片面认识及夸大人的主体能动性,忽视自然对于人类的先在性及其客观规律,奴役与盘剥自然,最终导致人类面临诸多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后者尊重人类生存及发展权的绝对性,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及环境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时前者的扬弃.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尤其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积极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和文明发展模式的巨大进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都以人为本,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都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符合科学发展观,它们在本质上具有内在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