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

中国近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时间达三十年之久。洋务运动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但重点是“强兵”,洋务运动就是首先从军事工业搞起,而后推衍到民用工业的。在“自强”的口号下,洋务派推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如整饬海防,建制造局,设厂造船,筹建海军,等等。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这两次反侵略战争,就是对洋务运动“自强”目的的检验。其中,尤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关系至大,它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因此,从甲午战争来考察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应该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综述

1991年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于12月6日在中南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洋务运动与湖北经济”。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对洋务运动的下限与后期洋务运动的特点,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洋务运动”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只是一些洋务派官僚的活动。据此,似应将它改称“洋务活动”为宜。洋务活动的下限应是1911年。19世纪9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夕这段历史时期可看作“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这段时期,洋务派经济活动的特点是:活动中心从沿海向内地、特别是向内地中心城市武汉推进;活动领域从工业、矿业和航运、电报向商业、金融、铁路和农业扩散;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限于军事工业、棉纺织业,而且考虑到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与铁路;后期追求技术的先进性特别突出;洋务派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了,开始考虑产品的国内外两个市场,工业结构中不仅有进口替代型,也出现了出口外向型。“洋务运动”后期的这些特点主要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     

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洋务运动和历次对外战争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种观点:中法、中日两次对外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又导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有的同志还进一步得出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关系的结论。关于“洋务运动破产”说,已有论者捉出了异议亚作了辨析,无需赘述。本文仅就洋务运动与对外战争的关系作些重新审视,以祈教正。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正>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之久,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洋务运功有两个口号;一曰“自强”;一曰“求富”。在“自强”的口号下,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并创建了近代海军。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目前史学界正围绕着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究一下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近代海军,可能会有助于讨论的进一步开展。(一)中国创建近代海军的社会背景清朝原先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海军的兴建,是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而引起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姜铎文存》

《姜铎文存》于今年(1996年)7月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书评”四大部分.侧重于时代、事件、人物三大方面,计论文68篇,共60余万言.书名副标题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论丛》.中心是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这是老友姜铎半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学术成果,对该学科的建设有巨大贡献.     

《海国图志》与洋务运动

<正>鸦片战争时,魏源辑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理论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揭起“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成为魏源理论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本文拟对《海国图志》的思想及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作一个初浅的探讨。     

咸丰帝与洋务运动的兴起

夏东元、刘学照所撰《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一文,在述评洋务运动兴起原因和目的时,提到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日:“洋务运动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目的是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它“是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一曰:“洋务运动是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发生”的,“封建主义衰败和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才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基本原因”。它“不是中国封建势力与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洋务运动发展论

象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寻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寻,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一、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曾国藩和近代科技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更使大清帝国岌岌可危。在这种“外扰内患,至今已极”的形势下,十九世纪六十年开始了打着“自强”“求富”旗帜,具有镇民和“御侮”两重目的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和洋务派地方首领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活动。虽然曾     

加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

最近十余年,海内洋务运动史研究是以《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姜铎、黄逸峰《重评洋务运动》而拉开帷幕的。十余年洋务运动史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最突出成果是通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阶级基础等问题的热烈争论,改变了对洋务运动全盘否定的陈旧观念,而倾向于对其作“两点论”评价即同时存在着进步与反动、积极     

评价洋务运动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标准

日前,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标准不一,各执一端,结论自然因之而异了。我们认为,评价洋务运动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实践。有些论者在评价洋务运动时,总是着眼于其动机和目的,或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列,以示全面,实则仍侧重于主观动机。如说:洋务运动“主要存在反动的一面,但客观上也存在进步的一面”。“客观上也存在”与“主要存在”相对举,无疑侧重的是     

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

洋务派认为中国挨打的根源在于科技落后,救国的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科学救国”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试论沈葆桢的多边关系

一夏东元先生写过一篇《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的文章,着重谈了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与洋务派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其见解新颖、精深,颇受启迪。沈葆桢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对他都有高度评价:曾国藩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左宗棠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李鸿章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     

如何研究洋务运动——访李时岳教授

<正> 李时岳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现任汕头大学副校长。1987年11月6日,笔者就如何研究洋务运动请他谈了自己的见解。问:您何时开始研究洋务运动?您当初为何选择了这一研究课题? 答:我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具体地说是从1979年开始专题性地研究洋务运动的。当时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课题呢?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阶级半争理论的认识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一切讲阶级分析,讲阶级斗争,评价任何人物或集团都讲出身,甚至查三代,凡是剥削阶级一概打倒,甚至连孙中山这样一位伟大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正> 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然而这些成就仅限于政治、经济方面,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相形见绌。同时,长期以来,人们又往往把洋务运动中办学校、翻译西书,乃至派遣留学生等方面的活动都归之于文化方面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华势力之膨胀”。在已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对洋务教育也是贬抑的多,而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历史作用、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少。我认为这是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