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尼姑事迹考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比丘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有其人。尼姑的社会阶层极为复杂,其中有因家贫守寡而出家者,有替家长、家人求佛祈福而出家者,有因不愿出嫁或对婚姻不满而出家者,有身陷强虏沦为奴婢而韬光养晦出家者,有出身高门或佛教世家而出家者,也有为解除自身病痛而皈依佛门者。出家之后,其情况也各色各样。有的枯守青灯,节行精苦;有的凡心未泯,败道伤俗;有的身披袈裟,交通王侯;有的脱离寺院,重新还俗。本文试图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主要史料,结合正史资料加以梳理,并以民国年间震华撰《续比丘尼传》中的材料加以补充,力求揭示这一时期尼姑生活的基本面貌。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画像砖的承继与流变

画像砖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墓葬建材和艺术品,它在东晋时期产生了多砖组合的拼幅画像这样的新形式。这种新式线刻画像在南朝帝陵和王侯贵族墓中突然勃兴,出现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等这样的宏幅巨作。南朝晚期画像砖以浮雕为主,由线刻的"密体"发展为丰实的"疏体"。南朝时期,画像砖分布范围迅速扩大,形成了以都城建康和雍州襄阳为核心的两个中心区域。画像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画像砖形制多样,题材丰富,既有对传统题材的继承,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及佛教题材也大量出现。佛教对画像砖墓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中间而上下、由周围向中心发展的趋势。南朝墓葬画像砖也对北朝和隋唐墓葬产生影响。     

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并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风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略论东晋南朝江南地区的陂塘建设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本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江南民众为了生存与发展,因地制宜地展开了以修治陂塘为标志的水利建设高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东晋南朝的江南陂塘建设,增强了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配合了农田水利开发,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一定意义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试论东晋南朝时期的佛儒道之争

魏晋佛教的玄学化使佛教得以迅速发展。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强,佛与道、儒之间的斗争逐渐展开并日趋激烈。其间较大的争论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因果报应之争”、“夷夏之争”和“神不灭之争”,四次争论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东晋南朝时期江西田庄经济探析

江南田庄和田庄经济问题,始终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时期的各类史料可以证实田庄经济在江西的存在与发展,其特征与其他地区田庄经济自给自足、封闭性的共性外,还有强烈军事性与宗族性相结合,发展极不平衡,受到周边地区辐射影响的独有特点。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     

从《南齐书·王诩传》看东晋南朝俗乐风俗

鉴于刘宋以来汹涌的享乐纵逸之风,齐武帝再次申明刘宋时蓄女伎的官品限制,试图从法律上维持高门贵族所拥有的伎乐特权;但是这一敕令形同虚设,靠“更改籍注”成为士族,以冲破禁令的人比比皆是。享乐之风直接促使了吴声、西曲的极度繁兴,典雅的清商乐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但是,一些民谣在入乐时,上层社会以一己的享乐为标准进行了删削和摒弃,剩下的只是几乎清一色的情歌。这种倾向日益发展,最终促使了宫体诗的出现。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所见地名例释

东晋南朝墓志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地名资料,尤其是与墓主籍贯、婚姻、仕宦、爵位及葬地等相关的政区地名,加上其兼具作为出土材料之真实性、可靠性的突出特征,故可据之以补充、核实、纠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本文即择其与传世文献记载颇有岐异者,略作考释,以补史阙。     

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 ,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 ,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 ,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 ,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 ,尚不够成熟 ,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乐府歌诗《相逢行》东晋南朝演变考

东晋南朝,文人争相仿作乐府古题《相逢行》,内容既有对前代的继承,更有诸多新变。刘宋刘铄从中选取六句自创新题《三妇艳》,后代齐梁陈文人大量创作;至梁代,文人再创新题《中妇织流黄》,乐府旧题得以再现活力。从《相逢行》到《中妇织流黄》歌诗的发展流变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东晋南朝文人歌诗创作中存在的男性角色弱化、女性人物强化倾向,这一倾向与其表演性特色有密切关系。     

论西省与东晋南朝文学简

西省是晋代的一个负责起草诏敕的专职官署,在南朝又有所发展,带有朝廷省署、中央文馆和帝王待诏的三重含义,具有这三方面的特征。受世风和士风的影响,东晋南朝的西省已经发展为一个司文机构,用人以文才为重,撰文以清辞为美,体现了南朝文学清丽的美学特征,具有产出文学作品的制度职能。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诸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