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2011年楚辞研究综述

2011年,屈原与楚辞研究依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发掘楚辞研究的价值及对现实的借鉴意义。现将2011年度楚辞研究概况总结如下:一、屈原的思想新探及屈原评价问题     

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对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新时代理会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时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2006年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200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依然保持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数量有增无减，而且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更加宽广。主要表现在屈原传记资料研究、楚辞文体的渊源及文体特征研究、《离骚》研究、《九歌》等楚辞作品研究、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及楚辞学科建设等方面。     

2008-2009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一、2008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2008年,发表有与屈原及楚辞的相关论文250余篇,出版各类与屈原及楚辞学相关的著作20余部,现将此年度的楚辞学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楚辞研究之新变——以闻一多《楚辞》为例

闻一多对于《楚辞》研究的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屈原突出为人民的诗人;二是他从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真实地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路径;三是他在对《楚辞》的校勘训诂上做出显著的成绩;第四,他对将《九歌》还原为雏形的戏剧做了尝试.在整个20世纪,《楚辞》研究者中没有谁能够像他这样取得这样多方面的成就.他是20世纪乃至整个《楚辞》学史上,对《楚辞》研究从事的方面最广,因而综合性最强的学者.     

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文化遗产.两千多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游国恩先生的研究就是代表之一.游国恩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既体现了屈原及楚辞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又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意义,因而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与启示.     

2007年楚辞研究述评

2007年的楚辞研究成果丰硕,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发展.对楚辞研究史及作品的研究,关于屈原的身世、思想、人格的分析、研究与探讨,都是研究重点.立足于出土文献、文化人格等的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得到学者的关注和认同.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辨析

根据三礼等典籍,结合文本,我们对诗经楚辞中的“皇考”进行了全面而仔细的考辨。周代以来,在宗庙与祭祀上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周代还有四祀形式。这在诗经中表现得清楚明显,人们常将两个系统混一,因此引起争论。《楚辞》以灵均代言,《离骚》就是祭祀诗,“皇考”指父亲。     

《楚辞》与《诗经》承传关系论略

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楚辞>对<诗经>的承传事实.除受<诗经>的影响外,<楚辞>还受战国诸子散文及楚国土著文化"楚歌"、"巫歌"和"楚声"等文化乳汁的滋养.     

《楚辞》疑难新考

在《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的过程中,笔者运用训诂、移情推理、考据、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文本外证以及诗人与文本的互证等方法有对楚辞若干疑难问题进行考辩,以辩明是非,寻求新的合理的解释。     

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

周建忠辑录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考

秦之后两汉传承四百余年,真正由孔子正乐审定的"三百篇"之乐已荡然无存。魏杜夔所"绍复先代古乐",只能是东汉时的雅乐;所"传旧雅乐四曲",实即拟古之作。《辞源》、《汉语大辞典》等袭用清代学者结论,谓"《鹿鸣》的乐曲至西汉、魏、晋间尚存,后即失传",皆欠明察。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