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与文学

刺史群体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观察刺史与文学的关系,既要重视在任刺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要关注以刺史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活动。唐代刺史群体创作了大量富有文学或历史价值的作品,丰富了唐代的文学宝库;唐代刺史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影响,促进当地的文学或文化事业的发展。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的历史与社会风貌的认识,这也是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价值所在。     

改编的通俗性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改编基本上是由相对高雅的文字艺术转变为通俗的表演艺术。通过改编,文学名著可以大规模地迅速普及到一般人群。文学经典的建构主要由文学作品在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来完成,改编是文学作品在两者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并由此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世代累积型经典,其经典性的孕育和生成,明显有赖于民间相关改编;文人独创型经典,改编对其经典性的确立有显著促进作用。     

唐代刺史行县活动与诗歌

行县,指的是官员对属县进行巡视的活动,任务是劝农和抚恤。行县起源于先秦,在东汉演变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与行县相关,行春活动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一般在春季进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县制度在唐代主要由州郡长官承担,职责是劝农抚恤。在行县活动中,刺史创作了反映农事活动的诗歌,表现出悯农善政的情怀。同时,刺史往往藉行县之机悠游山水、宴集唱和,当地文人也乐于与刺史交游,增强了当地文坛的凝聚力,促进了干谒诗、交游诗、送别诗的创作。      

唐代刺史考课制度初探

唐政府在近３００年的统治中，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地方刺史考课制度，即不定期巡考和定期常考制度。在考课主持者、考课标准、刺史的治绩与升黜等方面，都有一系列严格而规范的制度，这种制度为唐统治者强化州级地方政权以确保地方上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态与经典重构

以网络和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的兴起,引领社会进入新媒体时代,引发了文学生态的裂变。在新媒体时代,文学场域更加多元,文学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变化显著。经典重构面临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深层冲突,因而,现代文化需要从适应新生态、价值坚守和批判性思维三个方面构建与当下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文学经典体系。     

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

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     

试论唐代中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

唐代中后期,在道、州行政体制的制约下,支郡刺史的权力大为削弱,由此带来地方统治局面的恶化。为了恢复对地方州郡的有效控制,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提高刺史地位的措施,目的在于重新实现对各地的稳固统治,从而改善地方统治局面。总体而言,唐代提高刺史地位的努力虽然没有改变藩镇体制,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做法为五代北宋统治者所继承,并最终重新实现中央对州郡的有效控制。     

森林文学与生态文学辨析

森林文学是指以绿色森林世界为表现主体,或以森林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体性环境背景,表现出浓郁的森林情调与风韵的文学作品,它是依据作品表现对象——森林世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森林风韵与情调而划分出来的文学类型。生态文学指具有生态文化意识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指后工业文明具有自觉自醒的生态思想的文学作品,它以其生态思索与生态批判而表现强烈的思维倾向性和艺术倾向性。森林文学与生态文学是依据不同的标准所划分出来的文学类型,是一对交叉性概念。由于表现对象——森林的生态典型性、直观性以及中国自然伦理观的影响,我国森林文学的生态意识浓郁,森林文学成为当代生态文学的排头兵,是生态文学与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与“经典化”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30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论唐前期节度使僚佐的辟召与迁转——以科举学历拥有者为中心的考察

唐前期是节度使府制度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举学历的拥有者大多是应府主的辟召而入幕的,很少主动谋求幕职,而其入幕后普遍会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府主虽然可以自行征辟僚属,但仍需通过报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认可。此期已经出现了为使府僚佐加朝衔、宪衔以标示其个人品位的方式,但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除了少数人因特殊机缘而获得较好的升迁机遇以外,大多数使府僚佐离开幕府后的迁转情况并不好。这主要是由于节度使的使职差遣性质,使得其没有被纳入帝国的职官体系与官阶序列,因而士人担任幕职的经历也就无法成为迁转的依据。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试析封建科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封建科举的影响角度 ,分析了唐诗繁荣、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与元代戏曲小说兴盛的原因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金代后期政治生态与文学风格的演变

金代南渡之后,文学风格大变,由明昌、承安时期的浮艳嬗变为贞祐之后的奇古、风雅.这与金代后期士人对章宗后期政治的反思以及蒙古入侵、金国衰落、权臣干政和宣宗、哀宗两朝渴望中兴等金代后期政治生态有关.由于学养和人生际遇的不同,文学革新的阵营分离出重学养、主师古、倡导中和之美与重天赋、主师心、追求奇古险怪风格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群体.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并为有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清末武举制度废除与地方督抚的关系

清朝末年,清政府深受内忧外患。地方督抚的权力开始膨胀,打破了清初的绝对皇帝权威,他们开始对旧有的武举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武举的存废问题上与清朝中央势力展开三个阶段的争夺:其一,督抚上奏,谨慎处理;其二,危机重重,有效采纳;其三,困境革新,废除武举。最终,清政府在地方督抚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武举制度。     

唐前期进士科状元考辨

本文逐一考证唐代前期孙伏伽、颜康成、宋守节、弓嗣初、许旦、吴师道和姚仲豫等七位进士科状元的史料来源与身份真伪 ,澄清了《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等书的一些错误记载。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渊源与超越：深层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的形而上思考

生态学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形而上转变的思路,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运动是在生态学基础上的形而上超越。笔者运用深层追问的方式从深层生态学的哲学思考和价值使命来阐述这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