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试析辛亥年琼崖政局的嬗变

辛亥革命初时,琼崖政局几经嬗变：１．琼崖兵备道刘永滇背清改旗易帜。２．在海南辛亥革命高涨时,革命党人委派林格兰赴琼接管政权,未果;但逼使刘永滇离职出走。３．刘永滇出走后范云梯接任;琼人推举赵仕槐为安抚使,以武力接权,给封建残存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最后,几经曲折的斗争,近代海南终于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     

辛亥诗抄

诗言志,诗纪史。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革命家和诗人们都自觉地把诗词当作革命的鼙鼓、战斗的号角,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一代革命诗风。这一时期的诗歌虽说多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并非全部是革命的战斗檄文。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斗争,在时代的漩流中,所有进步人士都为着中华的复兴而上下求索。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他们用诗歌的形式来抒写对革命的豪情,对敌人的仇恨,对牺牲战友的哀伤。     

辛亥光复后的安徽：共和新举措与历史遗产

安徽辛亥光复后,两任革命党背景出身的安徽都督孙毓筠、柏文蔚,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共和政权制度建设的新举措,大体表现在革新、除弊两个方面。正是这些措施夯实了共和政权的基础,也给后世留下值得纪念的遗产。如革命党人尽力避免乱世祸民的政治思考,稳定政局,避免旧式王朝更替时期对地域社会的破坏再现;构建省级和县级权力分立的基本政治制度,大胆尝试省级共和政权新的政治共同体构建。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试图借敌自重,反对扼杀武汉民军于萌芽之中,力主缓攻;汉口战役期间的大火灾,是在袁世凯的允准之下发生的,结果导致不利于清政府的舆论导向;汉阳战役之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开始和谈,从而使武昌民军化险为夷.至于袁世凯当时的计划:借助南方反清集团与清廷的对垒渔翁得利,客观上有助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势力这两大不同角色所形成的合力博弈,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     

“民主共和”:中国式契约政治的构建

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经过新旧势力合流,结束清朝皇权政治.国内新旧杂糅的各种政治势力,受国际因素影响,以推翻帝制为目标而进行了权力博弈,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多数力量赞成嫁接西方“民主共和”体制,建立中国式的契约政治,从而试图构建一种别于君主专制的新型政治秩序.然而这种契约式政治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派系斗争性,基本决定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主文从的政治表达,此为“共和”夭折埋下伏笔.     

蔡锷:“共和将军”编书传世

武昌起义爆发,消息旋即传到云南。10月30日,时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的蔡锷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人在昆明响应起义,11月1日即建立了军政府,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这一年他年仅29岁。蔡锷所领导的新军是当时全国各省起义中少有的建     

民主·共和·宪政: 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涉及人们的时间观念、服饰发型等日常习俗的文化变革。辛亥革命对帝制时代身份等级制度的解构,引发时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以袁世凯为例,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表面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但他内心深处一直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状态。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     

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武昌起义后,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势不两立,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相关著述十分丰富,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再论辛亥革命中清、袁、孙妥协的原因

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要从整体上把握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演变的内在理路,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清、袁、孙之间的妥协不是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民国时期佛教界眼中的辛亥革命——以对革命、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评论为例分析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一百多年来社会各界不同人士对其有不同的评论,然而却少有人研究民国佛教界对辛亥革命的评论。该文以民国时期佛教界对革命、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评论为视角,来考察佛教界眼中的辛亥革命,并浅略分析其评论的原因与目的。     

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对现代化的执著追求是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 ,革命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却绝不能因此而低估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它不仅迈出了中国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 ,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推动 ,并在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大政治时代的伦理焦虑——辛亥革命前后“伦理小说”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突起

辛亥革命在发动时期为激发民族热情已然鼓动起一个向中华民族本位文化认同的热潮。民国政体建成后,当政者为聚敛人心,又开始援用传统文化资源完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重构。如此便难免导致现代化的政体与其植根的文化传统的逆结状态。这种大政治时代的伦理焦虑反映到文学中,便是伦理小说和革命加恋爱小说形态的出现,这类小说凸显了此一时段的都市通俗文学在消闲与教化的价值立场之间,在审美品格、伦理倾向及其负载的启蒙或革命意涵之间试图保持微妙平衡的努力、焦虑及尴尬。     

浅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观——排满思潮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本文主要探析的是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它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     

论李燮和与辛亥上海光复

在辛亥上海光复过程中,光复会第三号领袖人物李燮和的功劳最大,但他在随后争夺沪军都督时首先被排挤出局,则是他自身诸多不足所造成的。李燮和在辛亥上海光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顾全革命大局的高姿态值得大书一笔,这是整个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个亮点。后来的国民党官方史学家们以李燮和后来参加“筹安会”为口实,刻意贬低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中的作用与贡献,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足取的。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边疆危机

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是中国边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由直接侵占演变为物色、培养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独立"分裂中国.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采取了一些应变政策以图自救,但实效甚微.第三次边疆危机为后来留下许多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