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

江西词人在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中结成群体,国亡后受到文天祥民族气节的感召,继续以 群体方式活动,有两个酬唱中心。国家灭亡的命运促使江西词人群作出深入的反思。     

豫章才女蔚为霞——江西闺秀词人创作述略

江西闺秀词的创作,与闺秀词的整体创作基本同步,在越过了唐五代的孕育期之后,也历经宋金的繁荣、元明的衰落、清代的极盛的几个过程,出现过魏夫人、景翩翩、刘淑、朱中楣、曹慎仪、萧恒贞、陶淑等优秀的江西闺秀词人。但由于接受观念、接受环境隔膜,长期以来她们被久置历史深宫无人问津。     

芦川词与江西宗派诗法

张元干诗学江西,思想上也与江西诸人相近.南渡之后他援江西诗法入词,形成了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的新风尚;时代的巨变和个人遭际使他将感慨悲凉的情绪纳入歌词;为了加大词的容量,创作中他又大量使用经史子集以及佛典中的典故,从而形成了南宋词的一大代表性特征.张元干词的这一系列新变使他开南宋词坛一大宗--辛派词人的先河.     

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

在两宋词台上,辛弃疾是最杰出的词人。他的《稼轩词》现有六百多首,为两宋词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在词风的革新方面,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走着张孝祥辈所走的道路,终于把豪放派推上了高峰。就思想内容而论,辛弃疾写出了一部分以抗战为主题的优秀词篇,成为南宋爱国词人的翘楚。辛词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和后世的豪放派词人(例如陈亮、刘过、刘克庄,清代的屈大均、文廷式等人),婉约派中的某些作家,因为和辛     

论两宋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时期,大庾岭驿路成为京师与岭南交通的最重要通道,举凡广南物资北运、官员赴任、商旅往来等,大都经由此路.靖康乱后,南北交通受阻,东西交通成为南宋交通的重点,信州-袁州驿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江西境内四条支线驿路或直接或间接与以上两条干道相连接,构成了两宋江西地区发达的驿路交通网络.交通的发达对两宋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山水优游与南宋遗民词风貌

南宋遗民词人,以群体隐逸的空前规模,带来了隐逸文化在宋元之际的空前繁荣。他们的山水优游活动,作为遗民词人隐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遗民词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现出来,呈现出统一、鲜明的创作风貌,词体文学的表现功能,因此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     

山水优游与南宋遗民词风貌

南宋遗民词人,以群体隐逸的空前规模,带来了隐逸文化在宋元之际的空前繁荣。他们的山水优游活动,作为遗民词人隐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遗民词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现出来,呈现出统一、鲜明的创作风貌,词体文学的表现功能,因此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     

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

两宋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其成因也错综复杂。科举制度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促使宋朝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推动作用。     

古代江西旅游文学的繁荣及原因

江西旅游文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晋唐勃兴期、两宋昌盛期和明清张扬期。江西旅游文学的地理分布呈现点、线、面的构架趋势,江州、洪州、虔州三点遥相呼应,赣江一线连缀南北,信州、袁州又呈左右辐射态势。江西独特的自然山川、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造就了旅游文学的繁荣。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论词对永嘉四灵的影响

永嘉四灵是南宋后期重要的诗歌流派 ,字句的锤炼、音韵的协洽以及清境的营造等构成了其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而且 ,在句法、声律和意境等重要方面 ,四灵学词的痕迹也是较为明显的 ,在诗风形成的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词发展的影响     

12～13世纪的南北词派及其关系

北宋亡国后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分治 ,词文学创作也分化为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两派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审美祈向及词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南北词坛并非绝对封闭和隔绝 ,而是始终存在着一个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关系     

《全宋词》小传订补二篇

 
　　摘要：  南宋知名文学家王炎、梁栋,《宋史》无传。《全宋词》二人小传有所未备及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一）王炎为鄂州崇阳县（今属湖北）主簿,至迟孝宗淳熙三年（1176）五月已在任。入荆湖北路安抚使司幕府,在淳熙六年（1179）。为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州学教授,至迟淳熙十年（1183）秋已在任。十二年（1185）解任。知岳州临湘县（今湖南临湘市）,始于淳熙十四年（1187）,讫于光宗绍熙二年（1191）。绍熙四年（1193）三月后至宁宗庆元二年（1196）九月前,通判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一带）。其间,凡三度权知该军。庆元二年（1196）冬至三年八月,太学博士。三年（1197）八月至四年（1198）十月,秘书郎。四年正月起,兼实录院检讨官。四年十月至五年（1199）九月,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其时阶官已至朝请郎,并兼皇弟吴兴郡王府教授、兼权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五年九月至六年（1200）二月,著作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兼尚书吏部考功司郎官、吴兴郡王府教授,又兼尚书吏部侍郎左选司郎官,又兼礼部员外郎。六年二月至十月,军器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六年十月至宁宗嘉泰元年（1201）二月,军器监,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嘉泰元年二月后至三年（1203）末,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四年（1204）春至夏,权知饶州（今江西鄱阳一带）。开禧三年（1207）十二月至嘉定二年（1209）正月,朝议大夫、权知湖州。（二）梁栋,原籍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全宋词》谓“湘州”,误。迁镇江府金坛县（今江苏金坛市）。理宗淳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243年1月8日）生。度宗咸淳四年（1268）至五年（1269）,宝应州宝应县（今属江苏）主簿。咸淳八年（1272）至十年（1274）,临安府仁和县（已废入今浙江杭州）尉,辟入两浙西路安抚使司幕府。宋亡,归临安。弟为茅山（在今江苏句容、金坛间）道士,往依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茅山道士笺其诗告官,以讥时罪逮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狱,备尝笞楚。台府诸达官共救之,卒得免。自是名益闻。卜居建康,江东人士从学甚众。 有《梁先生诗集》,又名《梁隆吉诗》、《梁隆吉集》、《隆吉诗集》、《梁隆吉诗集》。     

对苏轼革新词体的再认识

苏轼在北宋词坛是继柳永以后又一位改革者。然而，就其革新词体而言，即使在当时亦有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出于同门弟子。研究北宋后期卓有影响的词家的创作实际和词学理论，结合词的特质，对后苏轼时期词坛的走势加以审视，可以帮助我们对东坡之革新做出冷静客观的认识与评价。     

吴藻词论

吴藻是清代词坛上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她的词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境界各异,风格多样,兼有各家之长,在形式美感和内涵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和清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古代词史上,也自有她的一席之地。     

浅论南唐、北宋词家的忧患意识

南唐词的忧患意源于传统文化心理和具体的时代背景,表现为忧生之和国家之叹于词中注入了大量的 忧患意识,从而引起词的艺术手法的变化和抒情功能的增强,南唐词在某种程度上导引了词坛发展的方向。北宋 词人因袭了南唐词的这种品格,充分实现了词的抒情功能。     

论张镃的诗学活动及其诗歌创作

张锚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家世显赫,甚有才艺,喜好以诗会友,招徕四方名士,因而声名远播,在诗坛具有重要地位.他呼应了杨万里、陆游等人创新求变的诗学精神,主张转益多师,广学古人,追求活法悟诗,独造平淡,成为反拨江西诗风、推动宋诗发展的积极因素.其个性豪夸放纵,诗风亦具有同样的特征,在诗坛自成一格.但由于较为拘泥于自我,而未走向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所以尽管他以独特的诗学造诣而擅名诗坛,却终究不能比肩中兴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