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兼论我国刑法的价值追求

构成身份又称真正身份、定罪身份,是指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身份,不具有此身份,犯罪就不能成立。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行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就是刑法中所谓共同犯罪与身份的问题。其中,无特定身份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刑法理论界争议不大,而无特定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共同犯罪视野中单位因素的介入及其思考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竞合虽然是一种逻辑必然，却仍然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困惑，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类型加以划分，并探讨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规则，以及单位共同犯罪中单位和个人的定罪量刑标准差异化规则，并由此来探讨单位共同犯罪中两个层级的主从犯认定，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诸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理论意义重大，并为司法现实所急需。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单位内部自然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单位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     

单位身份犯初论

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传统刑法理论中的身份犯概念只包括自然人实施的身份犯,不包括特殊单位主体实施的身份犯,这是不全面的。特殊单位主体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具备的影响定罪量刑的特殊条件即单位附属条件,就是单位刑法身份。单位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即特殊单位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单位刑法身份作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它除具有身份犯一般的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如下两个特征:身份犯属概念特征;单位主体特征。根据现行刑法中单位身份犯的立法,单位身份犯可分为:单罚制的单位身份犯与双罚制的单位身份犯;明文规定式单位身份犯与暗含式单位身份犯。     

贪污罪之共同犯罪探析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实务界对贪污罪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有点混乱,影响了对该犯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的探讨尚不充分,也远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就贪污罪共同犯罪作出初步探讨,以期促进和推动贪污罪共同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论共同犯罪形式的法定分类

参照修订后《刑法》的规定 ,依照逻辑学分类的原理 ,以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原则为标准 ,共同犯罪形式的法定分类应为 :一般的共同犯罪 ,包括普通的共同犯罪和聚众犯罪 ;犯罪集团 ,包括普通的犯罪集团和特殊的犯罪集团。共同犯罪形式的法定分类意义重大 ,对司法实践正确定罪量刑有指导价值     

略论刑法中身份的两个问题

身份问题被纳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视野,是近年来倡导廉政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新课题。由于许多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身份才能构成,因此,从刑法学的角度来探讨身份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认为,刑法中的身份,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定犯罪行为人所必须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和其他特定关系。它具有四种特征,即事实特征、主体特征、本质特征、法律特征。其作用是对定罪量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或影响。它包括评价作用、规制作用、界限作用、定罪作用和量刑作用。     

略论刑法中身份的两个问题

身份问题被纳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视野，是近年来倡导廉政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新课题。由于许多犯罪主体必须具有一定身份才能构成，因此，从刑法学的角度来探讨身份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认为，刑法中的身份，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一定犯罪行为人所必须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和其他特定关系。它具有四种特征，即事实特征、主体特征、本质特征、法律特征。其作用是对定罪量刑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价值或影响。它包括评价作用、规制作用、界限作用、定罪作用和量刑作用。     

刑法中身份的概念与特征辨正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刑法中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个人人身方面的客观要素。它具体包括行为人的身份、刑事被害人的身份和行为对象人的身份三种,其中后二者是交叉关系。在这些身份中,既包括刑法明文规定的身份,也包括虽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身份;既包括自然人的身份,也包括单位的身份。刑法中的身份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客观人身性、有效性、针对性、相对性和先在性。     

论混合身份在纯正身份共犯中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纯正身份犯是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在混合身份共犯中,非身份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与身份者共同构成纯正身份实行犯的共犯,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非身份者在与身份者构成共犯划分责任时,如果利用了身份者的身份,应以身份者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定罪量刑;如果没有利用身份,则应具体区分.     

传统激活与现代观照——“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专题研讨综述

“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做了六个方面的研讨。第一,关于中国传统刑法法律理念的研究,例如“仁善”、“无讼”、“慎刑”、“慎杀”等;第二,关于中国传统刑法的渊源、规范构成与法典编纂的研究,例如“礼刑关系”、“律例关系”、“例分八字”等;第三,关于中国传统刑法定罪量刑原则的研究,例如“原心定罪”、“原情定罪”等;第四,关于中国传统刑罚及特定罪刑的研究,例如“宫刑”、“流放”、“人相食”等;第五,关于中国传统刑事侦查与审判的研究,例如“司法职业化”、“春秋决狱”等;第六,关于中国传统刑法近代化的研究,例如“刑事责任年龄”、“伤害尊亲属罪”等。     

我国单位腐败犯罪立法之缺陷及其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及处罚原则,分则中规定了几种可以由单位构成的腐败犯罪,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及其立法精神相比.我国单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中存在着罪种范围设置不合理、处罚原则不统一、处罚轻重不平衡、方法单一等问题,需要结合公约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规范与解释:彩票犯罪比较研究

我国彩票市场刚刚建立,但对相应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却付之阙如.各国和地区关于彩票犯罪的规定和实践各具特色,尤其是德国刑法中的彩票犯罪的立法和解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相关彩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的整体配置.     

刑法因果关系二元区分之提

刑法因果关系应包含定罪和量刑两方面,且各自内容应有所区分。如此提倡之根据,在于其能有效填补当前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研究之空缺,弥补当下刑法理论体系性之不足。其有效改变了特定结果的刑法适用缺少理论根基之现状,实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统一。二元区分下,遵循量刑因果关系特殊的内容判断和程度判断规则,是规范量刑活动、实现罪刑相适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     

实行过限研究

实行过限是共同犯罪中一类独特的错误形态,当属刑法中错误论的范畴;实行过限问题关系到共同犯罪的认定及共犯的成立范围。在实行过限的场合,部分行为人完全有可能就过限行为成立新的共犯关系,有必要就前后两种不同的共犯之间的罪数问题作深入分析,并以此确认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独立量刑程序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生长并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各方参与探讨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模式对我国量刑专门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刑事审判实际及量刑程序缺失的现状，吸收和借鉴英关法系国家先进做法，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论定罪与量刑之关系--以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为视角

我国量刑问题经历了从以实体法为主到以程序法为主的发展过程。美国量刑指南建立在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不廓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强推量刑程序独立化改革,效果必然不理想。从刑罚具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角度,可以划清定罪与量刑之关系,惩罚功能通过定罪决定报应刑量来实现,教育功能通过量刑决定宣告刑量来实现。各罪报应刑量应由最高司法机关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来确定。     

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的完善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下降,人人“谈食色变”,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确有必要反思我国当下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为维护食品安全构筑严密的刑事法网.我国现行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存在刑事法网不严密,刑法定位不准确,刑法介入点滞后,罚金刑设置不科学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食品犯罪.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转变立法理念,严密刑事法网,增设“持有不安全食品罪”、“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将罚金刑由“无限额”改为“倍数罚金制”,同时注意与相关部门法的衔接,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有效遏制食品犯罪,维护国民的食品安全.     

中西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比较研究

国外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立法沿革呈现非犯罪化的趋势，但刑法典中仍保留了许多无被害人犯罪罪名。而我国刑法对无被害人犯罪一直持以谨慎的态度，更多地是作为行政处罚的范畴和道德领域的事。对此，本文对中西无被害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并从“犯罪分层”、宗教与伦理、国家权力观几个方面对导致中西政策差异的原因作了透析，从中找到借鉴的价值与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