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权利——论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难题.阿马蒂亚·森在其<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对贫困问题的独特阐述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认为,穷人是贫困的研究对象.在探讨贫困的原因时,森着重从权利角度出发,系统论述了"贫困与权利"的关系,指出贫困的社会根源在于权利的被剥夺.因此,反贫困对策的中心问题在于权利保证.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作为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却贫困依旧,农民的贫困并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表现为因收入的相对剥夺而导致的能力的绝对剥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虽然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但却在当前众多对农民生存境遇的探讨中,通过农民所面对的贫困、能力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农民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更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三峡库区传统环境权利剥夺研究初探

传统环境权利剥夺是近年来环境制度、社会公平、贫困等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本文以三峡库区为研究靶区,在讨论库区基本社会状态的背景下,对传统环境权利剥夺的内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在三峡库区实施包容性增长政策解决环境剥夺的可能性。对三峡库区传统环境权利剥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长江中下游对库区的剥夺;二是来自原居民和库区地方自我发展对库区核心区的剥夺;三是发展限制政策对三峡库区经济发展机会的剥夺。解决三峡库区的环境剥夺问题,除了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包容性增长十分必要。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收益应该投资于以贫困人群为目标的教育和当地经济社会改善上,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推动制度发展。     

农民工“可行能力”的贫困

"农民工"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工业化两种力量作用下的特殊产物,在社会中整体处于弱势地位.本文采用了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群体总体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原因--"可行能力"贫困.而"可行能力"贫困的具体原因是五种" 工具性自由"的缺失.文章按照工具性自由的五个维度具体分析了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 贫困的原因,并在最后给出几条提升农民工"可行能力"的对策.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对我国弱势群体问题的启示

西方社会排斥理论主要是针对上个世纪70年代西欧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围绕解决弱势群体的贫困、失业、社会权利的剥夺等窘迫境遇而展开。当前正值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样也面临着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弱势群体问题。通过对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梳理和捡视,并努力使其去西方化,实现本土化,可以为审视当下我国的弱势群体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为我们探寻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提供了许多启示意义。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高校贫困生资助策略

阿玛蒂亚·森超越了传统上从＂收入＂角度界定贫困的局限性,以＂可行能力＂为核心对贫困进行重新界定,认为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缺失。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深化了贫困生的内涵,创新了贫困生问题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改进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基本善、可行能力与对治贫困之道

贫困的缓解是社会正义问题的关键。从为何研究贫困、如何辨别与对治贫困等问题的角度,我们重新解读了罗尔斯的平等观、基本善理念,并将基本善理念与森研究贫困的可行能力方法进行比较,指出可行能力方法并不构成对基本善理念的根本性修正,基本善理念和可行能力方法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对治贫困之道。     

贫困的基本理论及其对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启示

对贫困内涵的认识目前已经由传统的收入低下的一维视角扩展到基于可行能力不足的多维度和缺失维度视角。相应地,在对贫困的成因和减贫措施的研究上面,也经历了从人口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最后到权利和可行能力的视角的转换。基于对现有的关于贫困方面的基本理论的提炼和梳理,本文得出了现有理论对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启示。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农民工群体贫困的社会“剥夺”理论

事实和理论表明,我国现有制度某些方面的障碍和不足,对城镇中农民工贫困群体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农民工所受到的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多阶剥夺还是剥夺传染等同题表现上,由于剥夺的链条已经植根于体制内部,因此我们的改革发展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贫困救助中的人道与正义——以辛格方案为中心的考察

在贫困救助问题上,辛格提出消除人道与正义之差异的激进方案,然而辛格所提供的论证内在不一致,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贫困救助义务的复杂性。我们应当严格区分人道与正义两条路径,以人道来取代正义,这就会无视人类合作的事实,也忽视穷人的应得权利;以正义来取代人道,这又难免对救助者做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将一些分外之责当成必须去履行的行为。     

论四种类型的贫困

贫困是一个具有多属性规定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由划分贫困标准多元化所决定的多层次概念 ,又是一个由多种相关因素构成的多方面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称。主要论述了四种类型的贫困 :物质贫困、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农民工贫困问题再审视

农民工贫困问题是和谐社会不能忽视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农民工贫困主要表现为经济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三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力资本不足和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民工贫困的主要原因.包容性增长理论倡导机会平等、增能和赋权、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在此视角下,通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开发以实现增能,通过废除社会排斥制度和构建社会安全网络以实现赋权,是治理农民工贫困的有效举措;农民工贫困的缓解,可以提高农民工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参与度,更公平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增加社会包容度.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内生原因与解决对策——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探讨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能力贫困是数字时代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也是阻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尝试深入剖析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体现为教育知识能力的偏差、获取信息能力的缺乏、风险应对能力的脆弱和自主发展能力的低下,并呈现整体连片性、代际传递性、能力脆弱性、贫困多维性、问题持续性的特点。上述问题受个体异质、家庭关系、社会氛围、制度政策等多要素影响,实则反映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不足、经济条件受限、社会机会缺乏、透明性保证不高、防护性保障不足的根本原因。为提升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未来需拓展社会参与渠道、强化资源共享配置、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促进信息公开透明、维护底层民众权益,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慢性贫困的理论透视及其整合

慢性贫困是贫困的“癌症”。慢性贫困何以产生和维持成为目前世界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当前,有关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逐渐分化成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资源视角基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提出了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框架,关系视角则强调贫困是社会建构,从而聚焦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通过对这两种视角的理论梳理,最后提出一个整体性框架对慢性贫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