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论董仲舒的改革思想

众所周知,董仲舒是我国汉代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他的改革思想的阐述,论证他是一位改革思想家,肯定他主张改革的进步历史作用,恢复他的改革思想家的历史面目,给予他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改弦更张的更化思想的产生。董仲舒改弦更张的更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改革旧制。每个新朝代出现之后,它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除其迹而悉去之。”所以他说,一个真正英明的皇帝,他虽然“继乱世也,”但能“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秦朝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它继承了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董仲舒教化思想探微

董仲舒教化思想是一个较为完善的寓教育和感化双重含义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天人感应＂论是其教化思想建立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论是其教化思想建立的现实依据,＂三纲五常＂是其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兴太学、置明师、实试求贤＂是其教化思想实现的途径与保障。董仲舒提出的＂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内视反听＂、＂强勉行道＂等修养方法与要求,及＂以身示教、以乐达教、因材而教＂等道德教育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有着启迪与借鉴作用。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也谈思想方法问题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汉武帝并未全部采纳。所以董的建议与汉武帝的学术思想政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者不能混同。“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的思想是汉武帝的指导思想 ,虽然汉武帝也兼用儒法以外的各家 ,但这各家同样不是其指导思想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贬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观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简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

中华民族在其生存、繁衍、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逐渐融汇和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伦理精神(以下简称“中华伦理”),这种精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丘就把伦理思想视为“礼义也者,人之大端”,提倡“德治”、“教化”。其后又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进一步将儒学思想系统化、完整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华民族古代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即在于“积善成德,以德治世”。因此,要讨论中华民族的伦理精神,便不能不从儒家伦理思想谈起。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