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研究——基于双向测度数据的多视角分析

利用2013年深圳流动儿童调查数据,从学校性质和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了流动儿童在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上的差异性,检验了二者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已出现群体分化,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在家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占优,但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在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上占优,小学段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优于初中段.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不乐观,其城市文化融合水平低下,农村文化纽带坚韧;城市人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较低,农村人和外地人身份认同度较高,认同模糊问题突出;与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较小,与本地儿童的社会距离更小.总的来说,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存在复杂的正向相关,拥有资本禀赋越多,社会融合状况越好.     

流动儿童城市文化认同分析——基于杭州、上海等地公办学校的调查

基于对上海、杭州等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流动儿童城市文化认同状况进行探讨。流动儿童对不同层面的城市文化特质认同状态存在差异,对易接触、易学习的表层文化特质了解更多,情感上更亲近;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文化习惯,并选择性地接受城市文化,对具有"符号性"、"标志性"的城市文化愿意积极付诸实践;他们并未形成清晰的身份认同,仍具有乡城"我群""他群"之分,城市归属感较弱,其文化体验整合存在矛盾性。     

运用社会工作方法预防困境儿童流浪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产生流浪未成年人的主要群体.根据各地数据统计显示,有相当大一部分的流浪儿童来自于流动人口家庭和留守家庭.本文所界定的困境儿童就是指这些生活在流动人口家庭和留守家庭,处于流浪边缘的儿童,也称之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当前,桂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正尝试与桂林市救助管理站开展进一步合作,运用社会工作的手法,从社区、学校、家庭入手,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展开源头预防工作.     

身份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以鄂西北HL村艾滋病人的身份认同研究为例

根据身份认同的定义,个体身份认同具有内在二维属性,即对身份角色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情感归属。而这两个维度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也不一定向同方向发生转化。而身份认同的内在二维性是导致个体身份认同的张力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XY市HL村的艾滋病人身份认同进行分析,尝试勾勒出作为特殊群体的艾滋病人身份认同的图示,说明身份认同的非单线和非单向性,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内在主体行动和社会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析郁达夫20世纪30年代的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具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身份,指个人或群体的出身、特质、自我想象与社会地位；二是指认同,即个人或群体为确证自己的社会身份而在文化上所做的追寻,如价值、信仰、民族、国家认同等.对于郁达夫来说,20世纪30年代可说是波诡云谲、跌宕起伏,从30年代初的“左联”会员,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座上宾,再到北上参加“文协”,最后远赴南洋宣传抗战,其间种种境遇变化都体现了郁达夫的身份认同困境.     

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

城镇化需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从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入手,分析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权利、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浙江丽水市:保障困境儿童生活福利

正浙江省丽水市高度重视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按照"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的原则,着力构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自然增长、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动态管理和多部门协作推进三大运行机制,儿童福利保障对象从单一的孤儿、弃婴群体向适度普惠的孤儿和困境儿童群体转变,儿童福利保障机制从传统的困难救助体系向儿童福利普惠制度转变。目前,全市九县(市、区)均建立了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景宁     

浅析青年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缺失与建构

青年农民工在社会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支持网与其父辈群体相比,目的不仅在于帮助其摆脱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谋求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自身价值。而社会支持网支持者的缺失,使预期发展未能获得足够的物质、精神支持和认同需求,反而导致现实困境,进一步引发犯罪。因而,需要从多维度构建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     

身份认同及其研究旨向——兼论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化

身份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到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问题,再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范畴化问题,并同时伴随身份认同研究的多元嬗变与分化过程。其中,关注以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为分界的认同问题成为学者们应对世界冲突难题下的研究焦点。由此,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应是为了分析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以及在身份互动过程中的认同分化与整合进程,为寻求化解和消除群体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国对民族、宗教等单一文化身份的强调而产生的偏见、排斥与对抗的方法与机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由于性别的差异,流动给两性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和认同.本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分析,考察不同研究者解释流动对于女性的意义方面的不同视角、贡献及不足.文中将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划分为四种进路:一是以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阶级和阶层身份;二是以对父权制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三是心理层面的分析,探讨流动经验对女性的心理效应和女性的主体性;四是强调多元视角,探讨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交叉性和矛盾性.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增权途径探索

作为城市中“第二代移民”的农民工子女,其城市融入存在着诸多障碍,如何解决是关乎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试图从已有的农民工子女城市融人中存在的困境入手,从增权理论角度,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提供途径,提升其城市融入的能力。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一是滞后的社会政策制约着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职业背景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影响;三是学校的差别待遇影响不同类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大陆社工人才流失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社会工作人才是现代社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力支撑。社工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其社会认同度仍然很低。社会工作的职业定位问题不解决,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瓶颈。很多社工流向了资本收益较高的行业或职业。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工作介入——以D市为例

通过对D市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主体性的"市民化"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并认为"市民化"的重点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场域中,同时社会工作的赋权将对其发挥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是解决农民工主体性"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打工妹问题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随着外来打工妹进入城市的增多,打工妹的生存与发展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般来说,权益问题、婚恋问题以及身份和地位问题是打工妹中普遍存在的三大问题。本文利用社会工作介入的手段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以更好地解决打工妹问题。     

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从微观和象征的角度予以理解。从“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往往成为社会身份的分类工具与生产机制。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所包含的“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以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