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保护途径初探

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的受损突出体现在工资、工时、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其中,承包商不认真执行生产守则,农民工权利意识淡薄,地方政府官员们在考虑当地经济利益时,经常会牺牲农民工利益等,是造成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积极探索在华跨国转包体系中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途径,应将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纳入我国劳动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尽快分类分层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地方政策成为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武器。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

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当前西方学者研究政策执行的一种新视角。本文正是基于工具选择的视角来研究政策执行。文章通过提出问题,引出“政策执行中的工具选择”这一研究主题,并说明其研究价值、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进而综述当代西方学者研究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途径,并结合新公共管理范式和新治理范式来看待政府治理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纵向治理结构分析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三类基本行政主体,在纵向治理结构中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中央政府在缺乏经济激励的背景下倾向于通过政治施压,形成以人事控制为依托,以会议动员、考核评比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激励模式;地方政府在自主性、碎片化权威和能力约束等因素影响下,形成选择性政策执行模式;职能部门在部门利益和政绩压力驱动下,形成借上级压力实现权力扩张的行为模式。公共服务纵向治理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具有足够的内在激励去扭曲政策目标,使得选择性执行成为基层政府的优势策略,导致公共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从经济学视角展开的分析

从激励的角度看,政府行为与政府职能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结构。中国“多任务委托—代理”型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促成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至上的行为倾向。这种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与行为倾向既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也造成了政府公共产品提供功能薄弱、基层地方政府负债严重、许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降低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和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改善公共管理政策的实施机制、深化政府治理结构改革。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三个工地的实地考察

本文旨在从主体性的视角考察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困境和出路。为此,笔者从底层建筑类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对农民工、留守家人和政策管理者三类群体的访谈,不仅指出了建筑类农民工医疗保障存在的三大问题,还从政策设计和执行的角度分析了上述问题发生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政策建议。要想解决建筑类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必须完善医疗保障政策,既要健全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又要强化政策落实。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浅析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方兴未艾,基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提高就业培训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满足农民工多样化的就业培训需求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当前的传统模式和就业培训券模式这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一些问题,要切实提高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项目的效果,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机制,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路径,以及探索其他的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具体路径。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The Trajectory of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The Cases of Bulgaria and Romania

Governments of countries undergoing a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face the dilemma of balancing conflicting demands for greater economic efficiency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a market system) with demands for enhanced social protection (to legitimize regime change through a visible improvement in living standards which includes vulnerable group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ransition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Unlik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se countries did not embark on retrenchment policies until the mid‐ to late 1990s, so convergence with policies of spending constraint elsewhere in Europe was belated and partial. The social problems created by strict economic policies, exacerbated by a determination to reorganize the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along the lines promo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now being recognized. Post‐communist governments in South‐eastern Europe have belatedly started to address the social aspects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This probably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regime change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which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a “two‐step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ith liberal governments only succeeding transformed communist elites in power after a protracted transition.     

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工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

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在华南地区兴起的大量代工企业中，数以千万计的外来打工者面临外来资本和本地政府的双重压迫，他们基于生存而进行的抗争是一种脆弱的抗争。本文从微观机理上剖析了抗争发生的原因及骚乱升级的机会结构，指出了抗争走向失败或沉寂的社会根源，并以此回应海内外其他学者的观察。     

劳工输出、跨国生产政治与剥削关系的形成——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劳工输出形塑了一种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剥削关系。基于中国赴日劳工的案例，本研究借助“跨国生产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这种剥削关系的形成机制。雇主和移工围绕加班工资展开博弈，而外劳制度对移工权利的限制及其赋予雇主的权力、不同国族移工的竞争以及跨国劳务中介的选择性庇护，使移工无论反抗还是消极服从，都可能面临加班福利缩减、加班机会丧失甚至工作丢失的困境。这种跨国生产体制具有“市场专制”性质，而外劳制度限制、资方对外劳制度缝隙的利用、全球过剩的劳动力市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共同体现了国际合同劳工面临的跨国生产政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强制剥削再度出现的重要机制。     

集体协商：“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实路径

缓解当前的＂民工荒＂,首先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将集体协商制度的覆盖面落实到农民工群体是一条可行路径。为此,首先需要培育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将市场调节作为集体协商运作的经济基础;其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集体协商的宏观指导,为农民工参与集体协商制度提供政策、法规保障;第三要培育规范的谈判主体,使谈判双方主体的地位对等。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Global–regional interaction to extend access to social prote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nsights from ASEAN and MERCOSUR

Universal access to social protec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is emerging as a problematic issu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ree movement regimes at a regional leve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governance as a possible mechanism to address the unsolved challenges of social security regimes to extend coverage.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looks at current legal developments in two regional projects (ASEAN and MERCOSUR) to identify a creative approach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loors of social protection. The interest of using these case studies lies in exploring whether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 can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progressive extens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rights to migrant workers by facilitating the adoption of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