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宇宙观剖析

陈亮是南宋时代著名思想家,与朱熹、陆九渊几可鼎足为三。学术界多数同志对这三家的哲学评价是:朱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大师,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领袖,而陈亮是唯物主义的功利学派的代表,陈亮在哲学上“与唯心主义朱、陆等人的观点展开了尖锐的斗争”。陈亮的哲学是否唯物主义?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剖析一下他的宇宙观,才好下个比较切近的结论。首先,我们知道陈亮说过“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陈亮集》,     

《周易》与象山心学

陆九渊“心即理”之思想主旨,凭依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而得以彰现,“易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和终极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但此理并非一外在于人心的客体,而是与“心”通融为一的。修养之方法就在于洗涤心灵中虚浮妄想,复归到内外合一之道上。     

诗学视野下的朱陆思想分歧论

朱陆异同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朱陆诗学思想体现了哲学分歧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延伸.从文道观来看,朱熹认为文道既为一体又各有分际,而陆九渊则强调文道在本质上的圆融一体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理本体与心本体对本末关系的认知差异;从诗学观来看,朱熹融诗教于诗情,笃实守正,而陆九渊倡扬诗学个性,宽容新变,这与心性论的二元、一元划分不无关联;在以诗论道的层面,朱陆论学诗的内容则直接反映了读书穷理与务立本心的工夫论鸿沟.此外,朱陆诗歌美学对于儒家理想典范人格的推崇重点不同,也显示出朱陆德性践履思想的差异.     

漫谈唐诗中的比喻和想象

漫谈唐诗中的比喻和想象王凤芹古诗中的比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始于《诗经》，发扬光大于屈原辞赋及乐府古诗。历代论及它的人很多，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从训贴的角度讲，朱熹的这个解释无疑是对的，不过，他没有进一步指出：要使比喻贴切、精...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朱熹哲学的“心统性情”说

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体系的最重要的哲学内容。所谓心性论,只是简言之,就其结构而言,是心性情三要素组成的构架体系。在这一方面,朱熹的心性论是宋明理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总体上看,在心性情三者的基本关系上、朱熹的主要观点是“心统性情”。据《近思录》及朱熹所说,“心统性情”一语首见于张载的语录。朱熹对此备加推崇,认为这是张载对理学的巨大贡献,在理学中只有程颐“性即理也”一语堪与相比:“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吴与弼的人格修养论

吴与弼（1391—1469年）．字子博，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入．明代早期著名理学家。他一生躬耕讲学，弟子甚多，陈献章、胡居仁、娄谅皆出其门下。他生活窘困而不应仕请，终生以学做圣贤为务。其自叙云：“十有九岁得《伊洛渊源录》，观周、程、张、邵诸君子出处大概，乃知圣贤之学之美而私心慕之。于是，尽焚应举文字．一以周、程、张、邵诸君子为心而自学焉。”①他私淑古圣先贤．专于人格修养而“不事著述”②。其所存《康斋集》．可以说是他一生道德修养体会的记录。本文拟通过述其人格修养现这一思想主线．廓清其思想的基本脉络…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衷尔钜一我国南宋时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时，叶适接过事功派所另树的一帜，把这派学说推向一个新水平，确立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地位。然而，作为事功派集大成者，必有...     

吕祖谦思想论略

在南宋学林,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号东莱,金华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其学术则与朱熹、陆九渊相鼎足,独辟富有特色的婺学,于南宋以后浙江学术之发展影响殊深。《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云:“宋乾(道)、淳(熙)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台。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     

南宋浙东学派与鹅湖书院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间,在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儒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这次会议由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吕祖谦出面主持,邀请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朱熹、     

试论周行己

南宋时期,薛季宣、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与朱熹的理学(或称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成为全国思想界三大学派。推溯其源,永嘉之学与北宋后期周行已有一定关系。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他是“永嘉学问所从出也”。而近人侯外庐先生《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产的批判》却认为这“未免估计过高,周行己本人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创见”。建国以来,除侯先生大作简单的附带提及周行己外,尚未有专文介绍。因此,本文拟就周行己的生平、思想、同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试加论述,求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志。一、周行己的生平周行己字恭叔,学者称浮沚先生。北宋后期温州永嘉县人。     

论朱熹童蒙文献的文学教育意义

朱熹作为著名理学家的同时对于童蒙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编著了《小学》《童蒙须知》《训蒙绝句》三部专门的童蒙教材,在这些童蒙教材中除了传统的童蒙知识教育传授之外,这些本身就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童蒙读物,也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了朱熹明确的文学教育目的,朱熹对南宋其所处时代及之后的文学思想和精神的引领影响,也借由其编著的这些童蒙读物深刻地表现出来。     

叶适管理思想研究

南宋孝宗统治时期,政治较为开明,思想较为活跃,出现了朱熹、叶适、陆九渊等不少思想家。其中叶适讲究功利,在国家管理方面造诣颇深,提出了较系统的管理理论。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一、集权与分权及管理幅度叶适的管理理论,是通过对宋朝统治弊病的批判来阐出的。他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四句话:“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自昔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阔也,而今以密为累;自昔之所患者,纪纲纷杂也,而今以专为累”。在这四条之中,最重要的是纪纲以专为累。     

刘基思想论析

从五十年代以来,论及刘基的文章多认定他是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本文不同意这个看法。作者从刘基的天道观、心性论和春秋学三个方面剖析,认为刘基多承袭了朱熹等理学家的观点,他的元气论是以理为绝对本体的唯心主义天道观,并以此作为礼义纲常的哲学根据和心性修养的极则。他一面以反对有灵觉的鬼神论,来维护理的绝对性;一面以论说天人感应,借经发义。因此,刘基是唯心主义理学家。     

王阳明的中庸思想

一、王阳明与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以圣学正传自诩的王阳明,自然也非常重视中庸之道。他面对当时政治腐败、士风日下的现实,慨然叹道:“呜呼!圣学晦,而中行之士鲜矣!”(《王文成公全书·湛公墓表》。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因此,他在毕生的讲学生涯中,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中庸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书集注》)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陆九     

重评朱熹的认识论

朱熹以杰出的天才,用毕生的精力。集历史上唯心主义之大成,把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到最高阶段,这就是“明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路线。他为封建王朝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为当代科学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方法论。因此,从南宋后期直到清代近七百年间,朱熹学说一直成为国家哲学,占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并对古代的日本和朝鲜均有相当影响。本文仅就其认识论内容,重作一点评价。　朱熹在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形成了他“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他发挥了《大学》中修齐治平理论的著名论点,写成《大学章句·补格物传》说:“所谓致知在…     

理学视域下霸道的变质及其必然性

霸道并非一直为儒家所拒斥。从汉至唐，儒家主流学者认为，霸道是本仁祖义的政治，王霸同本仁义，且由霸道可以通向王道。理学兴起以后，霸道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质的过程。二程认为霸道是假借仁义的政治，并从心、事、功等维度否定“王霸等同”。但二程仍肯定霸者采用仁义规范，并认可部分霸者具有德性，这显示出他们“贱霸”的不彻底性。朱熹则在批判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霸道是虚仁假义的政治。他认为，霸者虚仁假义，霸政残德害礼，霸功与仁义毫无关系，霸道不可通向王道。霸道之所以如上变质，一方面是因为汉唐“是霸说”存在诸多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理学家认为霸道是追复“三代理想”的绊脚石。然而，霸道的负面化也限制了理学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刺激了“尊霸贱王”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