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在法律与行动之间: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治理

在法律与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借助裁量空间,基层行政执法者在执法行动中对法律进行了重构。在街头官僚理论看来,基层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因此,规范主义的控权治理模式在应对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时难以取得积极的效果,有必要将治理的思维转向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在行政效率与公权限制之间获取平衡。功能主义思维下对基层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治理的关键是设定合理的裁量基准与建构简易、公正的执法程序。     

研究综述: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现有的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主要都是围绕政策执行和自由裁量权这两个主题展开的,而作为街头官僚基本特征的自由裁量权是研究的重点。对它的现有研究由主要围绕自由裁量权的验证、影响因素和控制,主要关注其中的组织特性、客户特征、个体决策者的属性。现有的这些研究只是获取了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及其基本的因果联系的混合并且有限的认识,更多的包括因素研究,而并非过程研究,因而没有完整的呈现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形成这一核心问题。国内的街头官僚研究以行政执法为主,这同以政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为主要目标的西方街头官僚研究有根本的区别,更没有同西方理论形成对话。     

关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综述

自李普斯基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街头官僚理论以来,街头官僚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经过30年的发展,街头官僚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和丰富。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自始至终都是街头官僚理论的核心,因而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所展开的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主张街头官僚合理合法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二是主张削弱甚至是消除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法治化趋势下的具有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领域.在具体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行政主体可能会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为规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异化,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责任伦理的价值体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旨归在于德性伦理及制度伦理的会通,以实现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外在规范性与内在价值性的统一.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社会公平视野下的行政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伦理困境的解构分析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各国行政法中最具共性的部分,是实现政府职能所必需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出现自由裁量的伦理困境,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极具重要价值。     

自由裁量的法律控制——以行政公开为视角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变得越来越普遍,广泛的自由裁量及其瑕疵的存在使得行政法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由于行政公开是控制自由裁量的最有效方式,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下,应该将行政公开融入到立法性控制、行政性控制和司法性控制中,从而有效实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

在民主化的浪潮下,人们普遍反思官僚制,关注和研究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官僚制悖论与民主悖论、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情结的考察,可以发现官僚制和民主都无法独自存在于当今国家政治体制中;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凭借民主因素对官僚制加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因而,走向一种民主的官僚制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它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国家的公共治理实践。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康德论鉴赏判断的规范性及其证明

本文集中对康德美学理论中的两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关于鉴赏判断所包含的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康德认为,当我说一物美的时候,同时也要求别人同意我的鉴赏判断。不过,有人认为这种要求是一种"事实的预测",即人们实际上将会同意我的鉴赏判断;与此相对,有人则认为这种要求仅仅是一种规范性要求,即人们只是应当同意我的判断。二是关于鉴赏的证明和演绎。康德在"第三批判"中对鉴赏所包含的普遍必然性要求进行过演绎,但有人认为鉴赏的基础最根本来源于认识论,另一部分人则宣称演绎只有来源于道德才能获得成功。本文在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后,提出鉴赏包含的只能是一种规范性要求,但这种规范性来源于康德的认识论学说,即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游戏理论。     

流浪儿童救助模式转型的创新路径——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的探讨

我国儿童福利发展正在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这对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提出了挑战。通过优势视角理论对近10年流浪儿童救助困境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从构建现代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体系、救助机构功能重新定位、建立社会工作制度、明确四维流浪儿童福利责任与服务主体体系几个方面推动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型创新。     

执政党克服脱离群众倾向的有效途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和克服脱离群众倾向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总结了党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从体制上解决执政党的官僚主义问题;第二,密切关注新形势下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要求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第三,为了保证永不脱离群众,在领导全党形成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方面作出巨大努力。     

约瑟夫·奈“软实力”思想及其国内研究评析

约瑟夫·奈曾说他的＂软实力＂概念遭到了较多的误用。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人们对该概念及其奈的软实力思想的误解与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解析其原因,一方面源于奈的软实力思想的内在缺陷性;另一方面源于人们无视软实力概念的国际政治属性,或忽视奈一再言明的软实力思想的核心观念,或在软实力价值判断上持二元取向。澄清国内研究中的一些误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中国软实力建设研究。     

改造官僚行政: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

过去一个世纪是官僚行政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其不断遭到批判和改造的历史。本文从官僚行政的形成与缺陷出发,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个西方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行政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对我们正确认识官僚行政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