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业主集体抗争的影响

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因和机制研究的探索,社会资本被视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案之一。本文从奥尔森命题——集体行动的困境出发,以业主集体抗争为例,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业主集体抗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中的组织、社会网络和文化价值规范对业主集体抗争的成败起到关键性作用。     

草地资源共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青海牧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草地资源的商品化,实施共管模式的集体草场中出现了抢占牧场、过度利用、违规放牧等“公地悲剧”情形,其根源在于牧民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基于“认知—意愿—行为”分析框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村庄规模、贫富差距、社会资本、利用规则。同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庄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和利用规则缺失对牧民的集体行动意愿和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资本流失则通过意愿来抑制牧民的集体行动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草地资源共管中牧民之间产生集体行动困境的行为逻辑,为我国草原牧区推广草地资源共管模式提供政策和管理启示。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

集体行动是多维的,情感所采取的形式作为对集体行动性质的表征建构起来。无论基于团结需要,或冲突需要,集体行动都必须有情感的唤起。集体情感程度与触犯人们利益需要的程度、与触犯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程度正相关, 而与社会控制程度负相关,这是集体行动情感变化有可能呈现的逻辑规律。集体行动情感兼有对社会有利和不利两种可能后果。“新社会运动”浪潮的兴起意味着情感性因素不再是集体行动的发泄物或副产品,而成为新运动内在的本质构成。     

论区域生态治理中的集体行动

区域生态治理是对抗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一种有效形式,政府、公民社会、市场应组成共同的治理集体采取集体行动,但它面临着主体缺失、行动无序、治理滞后和盲目等困境。导致这一困境既有理论匮乏原因,也有制度缺失原因。随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可选择性激励措施的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在利益表达与调谐中,可寻找到生态危机解决路径,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公民社会应积极参与,同时市场也要突出其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区域生态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