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新党章比较

21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共产党都修订了党章,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宗旨等内容进行了新的表述.两党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共产党的性质具有阶级性、国民性和民族性等特点.但两党在指导思想和目标等表述上又有不同,表明两党面临的国情不同.两党都认为党章这些变化是根据国内外形势进行的部分调整,而不是党的性质的根本转变.     

“主义混淆”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两党采取了非平等的党内合作方式,基于对合作意图的不同思考,两党在具体合作中有意忽略主义之不同,主义的混淆虽短期内达到了团结合作共同御敌之效,但对两党合作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两党在合作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走向了破裂.     

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亮点

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执政,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越两党理论研讨会＂已成为中越两党、两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亮点,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03年至2010年中越两党先后召开6次理论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5个方面：深刻研讨了社会主义改革（革新）事业的重大理论问题,充分反映并交流了两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以合作理论研讨的形式彰显了两党两国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决心,形成了＂坦诚交流、相互学习、彼此借鉴＂的理论交流作风,对国际党际的理论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0年中国与越南握手言和内情

“度尽劫波兄弟在”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两国关系历经变迁,复杂曲折. 20世纪60和70年代,在越南争取民族独立和抗击法国、美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的斗争中,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那时的中越两党和两国关系被喻为“同志加兄弟”.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中越关系也由高峰跌人谷底.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两国更是兵戎相见,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国刑法分则犯罪模式不应为既遂模式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蕴含的逻辑结果是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模式为既遂模式.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不应为既遂模式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罪规定了宽泛的法定刑,应当包含未完成形态处罚在内;我国刑法分则有关预备犯与过失犯的立法例表明其犯罪模式不应为既遂模式;认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非既遂模式不会对犯罪停止形态定罪量刑造成影响.我国刑法分则规定应为既遂模式带来的困惑:不利于认定犯罪未完成形态;会冲击犯罪构成及犯罪既遂的基本原理;导致对未遂犯等的定罪量刑失去法律依据.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美国国民利益谈历史上美国两党之争

本文选取两个首尾相接的特殊时期，即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内战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以国民利益为切入点，阐述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两党之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英美两党制特征比较

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度具有不同的特征。英国两党制中存在反对党,美国不存在反对党;英国两党组织严密,美国两党组织松散;英国两党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美国两党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英国两党领袖在党内享有权威,美国两党领袖在党内缺乏权威。英美两党制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两国的国家体制、阶级关系、思想文化传统迥异     

论18世纪英国政党结构

由于对政党、政党政治、政党结构等基本概念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国外学者在１８世纪英国政党结构问题上长期存在两党结构论和多党派结构论之争。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以偏概全之嫌。因为，第一，当时英国确实存在辉格、托利两党，而且在纷然杂陈的众多派别中，唯有二者堪称之为政党；第二，１８世纪初两党政治虽已崭露头角，但直到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才形成较稳定的两党政治结构。因此，确切说来，１８世纪是英国两党结构的“十月怀胎”时期。     

论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

目的犯之“目的” ,实质是犯罪动机。为尊重现有刑法理论称谓 ,并与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相符 ,将这种目的称为“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是可取的。目的犯之目的 ,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它是故意之外独立的主观要件。刑法分则将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特别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价值在于 :其一 ,只有具有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 ,行为才能对客体造成侵害 ;其二 ,只有具有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能达到犯罪程度 ;其三 ,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只是某些犯罪的特别主观要件 ,必须由刑法分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目的犯之目的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包含式的方式 ;二是明文规定的方式。据此 ,可将目的犯分为两类。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