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说:“东坡长于趣。”(《艺概·诗概》)苏轼的山水诗的确充满了令人解颐的谐趣,使人惊绝的奇趣和发人深省的理趣。苏轼不仅思想旷达通脱,襟怀开朗宽广,而且还有诙谐幽默、风趣机智的个性气质。何(艹远)《春渚纪闻》记载了苏轼与友人刘贡父互谑的一则传闻,谐趣机巧,令人捧腹。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说:“此老(东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苏轼《游沙湖》校注辨正

苏轼《东坡志林·游沙湖》的校注,华东师范大学本(1983年3月第1版)和中华书局本(1981年9月第1版)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误。兹辨正如下:一、沙湖安在?《东坡志林》卷一《游沙湖》:“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华东师大本注曰:“沙湖在今湖北沔阳县东南一○五里。轼于元丰五年三月来此视察田畴。”疑误。     

苏轼研究的新开拓——朱靖华著《苏轼新评》读后

<正>《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系朱靖华先生《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的姐妹论著。《苏轼新评》(以下简称《新评》)的出版,意味着朱先生在东坡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上下功夫,选择了东坡诗词艺术理想、审美标准研究中的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实现了继《苏轼新论》之后,再度开拓苏学研究领域的愿望。 首先,《苏轼新评》在对东坡总体把握的研究上有新深度。     

苏轼、黄庭坚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其人格异趣

苏轼、黄庭坚的七律诗风差异很大,如果以黄庭坚七律作为七律发展过程中的正体,苏轼七律则属变体,二人的合力将北宋的七律创作推向了高峰。从句法、炼字、用典、虚词运用、格式新变等方面比较,可见二人七律创作技法之异同,及在七律技法上的继承与新变。从对苏、黄二人七律技巧的分析,可以看出苏、黄人格之异趣:苏轼外纵而内敛,黄庭坚却外敛而内纵,这种结论与学界对二人性格的研究与论述正好相反。希望通过对二人七律技巧这一现象的分析,把握其时代特征,特别是诗人的人格异趣,以推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希望通过此文的分析,能为学界在诗人诗作的研究上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苏轼文集》校改指瑕

孔凡礼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是目前最好的苏轼文集点校本。《文集》以明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并校以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三苏文粹》、《东坡外集》、《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等,博采众本,择善而从。但不免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苏轼《尚书》的诠释学思想

苏轼的《尚书》诠释著作《东坡书传》通过对文本形式、主题命意、文势、理势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推断经文意义并指出经书中的讹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校诠释学思想,不仅体现了苏轼跨越前代学说、以己意诠释经文的气度,也体现了他对于“理”的客观性与贯通性的体解。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系年考辨——兼及苏词风格的若干问题

《东坡续集》卷五有《与鲜于子骏书三首》。在这三封书信的第二封中,苏轼讲了一些关于他自己作词的话。文如下: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六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 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从这段话里可以知道,苏轼曾经作过一首行猎词,并于数日后写呈鲜于子骏。词学界一般认为,信中所说的这首行猎词,即指《江城子·密州出猎》。宋人傅按编《东坡纪年录》云:“熙宁八年乙卯,公在密州。……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诗和梅户曹会猎,……又作《江神子》（雪涛按:《江城子》词牌亦作《江神子》）”。可见该词乃熙宁八年（1075）冬作于密州。因此,其数日后写给鲜于子骏的这封信,亦当作于是年。词学界一般均如此说,笔者亦以为然。     

论苏轼豪放词在北宋的尴尬

苏轼《东坡乐府》中的豪放词 ,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欢迎 ,以致“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等人 ,也远“豪放”而近“婉约”。这一现象的存在 ,充分体现了北宋词人对本色词的艺术追求与注重 ,并由此建立了“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词学观。     

苏轼词的风格

刘熙载云:“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诗歌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和人品的生动体现。内在的思想形成外在的风格,是作家长期艰苦的艺术实践的结果。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不是所有的文学家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也不是一个作家只具有一种风格。苏轼是宋词中独具面目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自从晁补之用“横放杰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陆游用“豪放”(《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五引)评苏词以来,后世没有异议。苏轼本人对豪放是怎样理解的?豪放风格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又怎样理解苏词风格的多样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苏轼与理学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一般论者多认为,这场论争不涉及政治或思想分歧,只是程苏二人因个性气     

苏轼确知“周郎赤壁”的位置吗

苏武贬满黄州,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遂成古典文学之瑰宝。但苏轼借以抒发怀抱的这个黄州赤壁,却不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苏轼是否误认其为“周郎赤壁”了呢?抑或如有人所说,苏轼确知其并非“周郎赤壁”,但也不妨暂时借以抒发情怀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北宋诗人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阵于江北。而黄州江东西流,无江北。至汉阳,江南北流,复有赤壁山。疑汉阳是瑜战处。”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己经怀疑黄州赤壁并非赤壁之战的真正发生地了。苏轼自己在《东坡尺牍·与范子丰书》中也说:“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     

略论苏轼的和陶诗

在苏轼留下的二千七百余首诗中,有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王十朋注苏诗序》说:“东坡先生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作为“胸有万卷书”的北宋诗坛大家,为什么要花那么些笔墨追和早他七八百年的陶渊明?本文对此略陈管见.     

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

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何文祯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也使苏轼赢得了豪迈、雄放的千古美名。他那奔放不羁、意气横逸、气魄宏大的豪放词，被人们代代吟咏传唱，击节叹赏。苏轼也被人们尊为词坛豪放派的开山之祖。但仔细翻阅《东坡乐府...     

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西夏译文

本文指出西夏文《德行集》中迄今未获解读的一段文字实际上节译自苏轼的《富郑公神道碑》 ,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苏轼作品 ,它表明东坡诗文在西夏如同在辽金一样产生过影响。     

苏轼《水龙吟》扬花词补注

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从南宋以米,就一直被人们誉为“压倒今古”之绝唱(张炎《词源》)。它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即“通过富有匠心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咏物和写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它表面上在描绘杨花的飘坠,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女子的伤感和幽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故清人刘熙载《艺概》说:“东坡(水龙吟》起句云:     

自出新意 不践前人——评《东坡新论》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王国炎同志所著《东坡新论》,振奋不已,激发我写下了这篇书评。 东坡居士苏轼,作为一代文豪,饮誉古今;而作为一代哲人,却鲜为人知。《新论》不仅把苏轼这位文化巨人的家世、生平,著述以及学术成就等作了阐述与评介,而且将苏轼作为一位长期被埋没的学究天人的哲学家奉献给读者。 苏轼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给人们总的印象,苏轼主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当苏轼的诗文广为流传时,苏轼的哲学著作却遭遇凄凉”。“经苏询、苏辙,苏轼父子二代人的努力,特别是苏轼几十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哲学专著——《苏氏易传》”,以及苏轼撰写的《东坡书传》,长期以来“流传不广,影响不大”,而《论语说》甚至失传了。因此苏轼的哲学思想,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没有一     

论苏轼的散文艺术

<正> 我国散文传统源远流长,但作为针对骈文偏弊而兴起的古文运动,则开始于李唐而完成于北宋。北宋古文运动的盟主是被称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但最后完成古文运动,并以宏富精湛的创作,显示了这一运动的最高实绩者,则是欧公门生苏轼。欧阳修不愧是热心奖掖后进而又极有眼力的文坛宗师。他初见苏文即预言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下。”(《诚斋诗话》)后来同儿子欧阳棐论文,谈到苏轼,又说:“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著我也。”(《曲洧旧闻》)青出于蓝,后来居上,这曾为一切通人所深信的历史发展辩证法,果然体现于欧门弟子东坡之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