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俱舍论》对“无我”理论的再诠释

“无我”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契入佛教哲学的关键。世亲在《俱舍论》中分别从五蕴观、因缘观等方面对“无我”思想作了严密、全面的论证,并形成了一套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方法的立体有机的“无我”理论体系。这为研究者深入“无我”理论提供了便捷的入口,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存在-超个人心理学视角下的佛教自我理论

佛教将精神对主体之"我"的体验和执着称为"我执"。通过对"无常"的禅观,禅修者发现不论是在身体意义上,还是在精神意义上,"我"的体验都是各种因缘构成的、刹那生灭的现象,因此人之存在本质为"空"("无我")。佛教正观"苦"、"空"、"无常"的禅修方式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超个人心理学特色——通过观察"无常",禅修者放弃精神各个层面对"假我"的执着,从而拥有了探索"真我"的可能,获得更大的选择自由。进一步,通过观察"无常"获得对"涅槃"真我的觉悟,领悟"无我"和"假我"的中道,破除对"我"的限定,开发生命更大的潜能。从"无常"到"无我"的禅观修行,恰恰构成一个完整而独具特色的存在-超个人意义上的心理治疗路线。     

佛教慈善的理论支撑

支撑佛教慈善的理性包括佛教的"缘起论"、"不二论"、"果报论"和"往生论"、"六度"、戒律等教义、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菩萨精神基于缘起理论,旨在体现无我、平等的观念,从而构成了佛教慈善的基本德性,依此支撑佛教以"无缘大悲"为显著特点的慈善行为.佛教主张先"拔苦"后"与乐","拔苦"为悲,"与乐"为慈,构成了菩萨慈悲基本的行为方式,这种慈悲方式基于佛教"不二法门"的世界观,导致其布施行为的特点表现为一种无上的清澈、彻底、轻松,无上的宽容、包涵、体谅和信任.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一直是深刻影响并推进社会慈善的一种宗教积极力量.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心性论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王维的“无我之境”还是大历诗歌的“有我之境”,都是佛教心性论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因此,深入研究佛教心性论,对理解古典诗歌的深邃内涵和审美情趣具有重要意义。     

张筱膺的禅意山水

佛教讲缘起,即万事万物间的普遍而微妙的各种联系。张筱膺凭一支画笔,往来于寺院、交流与僧尼,真是因缘和合、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眼中,佛教应该是无为的、僧尼应该是遁世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很不全面的。中国的大乘佛教讲自利利他、讲六度万行、讲弘法利生,要求佛教徒以入世的精神办出世的事业,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史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碰击、交融、发展的历史,中国佛教从来就没有     

佛教宇宙本体论的意义

本文论述了佛教宇宙本体论“缘起性空”的意义。指出：“缘起性空”否定了一切神格或理性的本体，把佛教推上重义理、倡内省的道路；使佛教与中国本上思想融为一体，从而使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开花。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论唯识学对般若“空”义的诠释与缘起论的重构

缘起思想和实相论思想是组成佛教教理的二大系统。释迦初说缘起 ,本是“空”“有”圆融的。但自佛灭度 ,说缘起者遂开二门 ,一主遮情 ;二主表德。世亲识转变说扬弃中观的缘起论 ,重构佛教缘起学说 ,也旨在二门的融通。唯识学对缘起论的重建 ,首先在于通过建立阿赖耶识缘起论 ,将缘起收摄入第八识的发用 ;到了世亲乃将现行层面的诸法“转变”统一为识的分别 ,将轮回的所依和生命的趣向归结到种子识的相续流转 ,然后将现识的分别义与种识的流转义一并融合到识转变的本体论结构之内。这都是以中期瑜伽派的唯识中道思想对般若性空的精神的重新解释为前提的     

试论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

研究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佛教生态观的理论建构一方面应从自身的精神追求和生活准则出发,开出生态文化观念的新维度;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发挥大乘佛教的人间关怀精神,适应时代要求,吸取西方生态文化观念关注现实、谋求现实解决途径的主体精神.佛教生态观的建构应以佛教缘起论为理论基石,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俗谛(现实层面)和真谛(精神层面),在当前应着重关注前者.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在佛教缘起论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论、无我论、生命观、慈悲观、净土观等生态理论.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意蕴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探讨了东方社会走向"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的问题,所探讨的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方法、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三个方面开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先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针对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失,深入挖掘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研究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反技术主义倾向,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仅从价值观层面探导生态问题而忽略了价值观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是脱离了一定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抽象的近代机械自然观,其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只是一种幻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兼具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坚持了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坚持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定位,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了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     

社会变迁与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从比较宗教学的多元视角着眼

20世纪初叶,中国佛教界发起了"人间佛教"运动,这是传统佛教因应社会时代变迁而兴起的一种"复兴"运动,其实质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佛教原典精神进行新的诠释与实践,以促进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和人间化.近几十年,人间佛教运动在台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佛教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和社会普适性特质,具体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与兼融,故可以随着时代、地域、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改变其外在的形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但也由于缺乏自身坚固的稳定性特质,因而容易产生诸多的变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同”社会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必然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从我国古代社会到我国近代社会的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的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有着不谋而合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可能.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解读

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主题。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凸显了他对现代性问题的价值评判。市民社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充分展示了现代化发展的内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正是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以现代性为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回归理论原生的背景,更好地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内在关联。     

绿色发展视野下技术观的文化转向

不同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社会价值取向不同,具有不同技术观。工业文明时期的技术形式为“硬技术”,其特点表现为：构成机理的还原式、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和社会评价的单向性,并在事实层面、本体论和知识论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生态文明下的软技术观立足于整体的自然与人的发展,在价值取向着眼于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其评价体系实现了预先分析与事后评估的结合。绿色发展视野下技术观的文化转型,一要转变技术至上观念,确立技术风险意识;二要肯定自然内在价值,实现生态觉醒;三要构建技术伦理规范,从“伦理缺场”转向“伦理决策”。     

借鉴现代公民社会理论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学习型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文章从阐明公民社会的内涵及其理论的基本观点入手,试分析该理论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借鉴之处,提出进一步转变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积极作用等观点。     

青苗会组织渊源考

青苗会是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村庄组织形式,它产生于清代中后期,是乡村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不断变迁的产物。此外,青苗会组织的产生还与中国乡土社会的神灵信仰密切相关,其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反映了乡土文化的整体面貌,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广大农民神灵信仰的心路历程。到清末民初,青苗会由简单的看青组织逐渐演化为调整乡村与国家关系的重要力量。通过青苗会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清代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     

走向和谐--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探析

公民社会是一个原本由西方学者提出、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具有不同意义和多种规范性词义的理论概念。我们可以对公民社会的理论和概念作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选择和发展。在此,公民社会是指包含了由个人、民间团体之间的自愿安排来组织的若干社会生活领域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角度概括出它的若干特点;在中国存在着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动因;从描述性的角度,中国公民社会开始萌发。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法治是解决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方法。     

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意义

"和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具有和谐的特征.从以人类为主体的角度出发,传统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自身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传统的和谐思想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安定、保证生产的正常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如果对这种思想做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发挥,应该说对现在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党的十六大的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来说也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对传统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阐述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