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

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又有很强的原始的宗教现念和多神的原始宗教信仰。汉代主要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泛神论的、以我为中心的、功利性的、严肃与戏谑同在的“类宗教”,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也受到它的影响,而表现为多种形式,形成许多陋俗,成为两汉社会的一大景观。两汉时期一些无神论思想家所加以批判的,也主要是这种类宗教迷信。     

略论汉代民间信仰对社会习俗的影响

在汉代,民间信仰具有强大的附着力与渗透力,能深入到人类思维的深处,沉淀下来,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经过长期延续,日益渗透到民间文化生活之中,逐渐演变成种种习俗。它以习俗的形式潜伏在人们的意识里,又通过各种仪式活动体现出来,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民间信仰与习俗相结合,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从文化层面透视福建民间信仰

福建特有的文化多样性,使其民间信仰有多神教的特点,并由此产生了"兼容并蓄"的传统文化,应扬利抑弊,使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及其趋向

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因民主思想和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加上汉代本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轴心期晚期的时代特征,所以成为现代学术的热点。实践中,则出现了宗教史—宗教学、思想史—哲学、社会史—社会民俗学、美术史—文艺民俗学和神话—文艺民俗学等几种研究范式。总结经验,思想史—哲学研究范式的加强、重视图像资料和整体史观的方法的使用以及民间信仰概念的重新界定,可能成为当代研究趋向。     

汉代画像石墓与阴阳五行

＂厚葬风俗说＂、＂宗法制度说＂等,都不能揭示汉代画像石墓兴起的真正根源。通过考察中国古代石文化可以发现,石负载着思想信仰,常被当做天地神的代理象征而被作为崇拜的对象;汉代阴阳五行盛行,人们普遍认为石具有＂阴性＂,有利于升仙,于是画像石墓在汉代流行起来。由此可见,汉代画像石墓之兴起是由于汉代人对阴阳五行中的石（金）形成了特殊认识并进行了思想演绎的结果。     

浅析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产生的心理背景——以汉代民间信仰为例

信仰是早期人类面对大自然的严酷而感到自身软弱无力的必然产物。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下,人们感到恐惧,依靠个人力量难以与大自然和社会压迫的强大力量抗争,这就促使人们产生对超现实力量的信仰,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神力来消除恐惧,摆脱苦难与困境,实现依靠人力难以实现的目的。祈福避祸的心理需求则成为信仰产生的深层底蕴。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论汉代民间的羊信仰

汉代民间崇拜羊,汉画像中有宰羊、剥羊皮、烤羊肉串、挤羊奶和捕羊、卖羊等画面;所谓“羊大为美”,羊有食用价值,满足人们物质和财富的需要.汉代民间还将最早饲养羊的部族姜姓,演绎为以羊为核心的大母神崇拜和重生的仪式;而将部族羌姓,看作是饲养羊部族由母系转化到父系氏族时代之男权张力的表现.作为祭祀的牺牲,羊占据了主神的地位并被刻画为翼羊,由此升华为福祉和自由的精神偶像,所以被写成祥.说獬豸即所谓的独角神羊能够判别是非曲直,实际上是说,法制或民法的起源是远古传说时代的牧羊部族所率先发明的道德规范.     

镇墓俑“镇墓驱邪”功能新探

从分析中国古代"镇墓驱邪"观念的起源入手,首先探讨了古人在丧葬文化信仰方面的基本情况,得出镇墓俑的基本功能属性是镇守墓葬、驱邪镇恶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选择镇墓兽、十二属神俑和武士俑、天王俑等几种常见的镇墓俑类别,采用文献资料考证与考古资料印证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其形象塑造的基本形式,从其外在特征方面细致论证和阐释了其充当墓葬保护神的基本功能内涵。     

从一篇东汉镇墓文看我国冥婚习俗

洛阳出土的朱书陶瓶上书写的镇墓文,透露出了冥婚的内容。冥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多。冥婚习俗扎根于我国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土壤之中,长期传承不衰,至今在各地仍有广泛分布,并在当代都市中发生某些变异。     

唐三彩镇墓俑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斗艳,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厚葬之风盛行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一个侧面反映,唐三彩镇墓俑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十二属神俑等.本文从"俑"谈起,对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镇墓俑做了一定的比较,以现已发掘出土的盛唐时期的典型镇墓俑作为研究对象,对镇墓俑的分类、形制、用途以及所代表的意义做了一定的探讨,如此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镇墓俑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从而为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必要的线索.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略论汉代民间的西王母信仰

先秦时期 ,西王母是西方母系氏族部落首领。战国时代 ,西王母开始被神化 ,由人演化为司灾厉及五刑残杀之气的瘟神和杀神。至汉代 ,西王母又被渴望成仙的人们仙化 ,成为掌不死之药 ,能使人长生不死 ,且度人成仙的吉神。东汉后期 ,西王母被道教吸纳 ,尊为元始天尊 ,位高权重 ,得到社会上下的普遍信仰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镇邪物与避邪信仰

避邪趋吉是民间重要的风习,反映着一种对邪物的畏惧心理和试图镇服邪物的期望。邪物类别繁多,驱邪的方式也从多,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的信仰特点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汉代江南铜镜文化

《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和《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浙江出土铜镜》等书刊上有较多汉代江南的铜镜资料。汉代江南有发达的铜镜制造文化。固着在铜镜上的花纹、铭文展示了汉代江南人的各种信仰和社会风俗。汉代江南铜镜文化与中原铜镜文化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突出的个性特征。     

论民间信仰文化力

每一种文化都有着其自身特殊的力,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也都有着其自身独到的文化力。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力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传承至今的民间信仰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重要的本土性文化资源。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应当正确处理民间信仰文化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积极解放蕴含其中的文化力量,努力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变成优质的文化资本。     

民间信仰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化

信仰是一种文化中的文化。贵州民族民间信仰承载着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并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起着非物质资料保存、传播媒介,道德价值体系构建和精神彼岸引渡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