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实现的贡献研究

农村土地的增值及其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界关注的焦点,研究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均衡实现的贡献,通过调查江苏省7市126个村的耕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三大地类的价值现状及区域差异,在拓展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测算农村土地价值变化对江苏农民市民化均衡实现的影响。结果显示耕地经营价值如果从传统粮食生产型增长为高收益型,江苏农民市民化均衡实现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占现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可从90%降到56%,而耕地人均适度经营规模可从23.3亩降为5.7亩;三大地类的财产性价值每增长1 000元/人·年,可分化转移农民3%的城镇失业风险;此外,每1万农民市民化需占用耕地约502亩,而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每提高10%可降低约0.5%的耕地占用。优化情景模拟建议,江苏实现农民市民化均衡需保障农村人均经营耕地9.4亩,转移73.9%的农村人口。结论表明农村土地增值对农民市民化均衡的实现具有重要贡献,农地经营性和财产性收益的增加、城镇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可显著降低农村转移人口规模、耕地占用数量,并抵御农村转移人口的失业风险,进而降低城镇化进程的成本,但促进农村土地增值与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还需解决诸多难题。     

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和市民化现实表现为"流动、定居、融合"的社会过程。但中国当前却出现了进城农民"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进城农民"内在市民化"滞后于"外在市民化"。"内在市民化"现实表现为自我角色的定位与认同,文章通过对自我角色认同这一表征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造成进城农民"内在市民化"滞后的原因在于进城农民文化水平、年龄、婚姻等因素的差异,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无法稳定获得与市民平等、无差异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基本公民权利,存在"权利剥夺"。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等建议,以期加快市民化进程。     

我国城镇劳动力构成的"农村化" 现象和问题思考

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农业户口份额已逾三成,城镇农业户口劳动力的失业率明显低于非农业户口.低失业率的进城农民对城镇失业率的上升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户口"农转非"明显滞后于人口"农进城",是城镇非农业户口劳动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城镇对外来劳动力的控制,应主要定位于限制他们在城镇失业,而不应主要定位于限制他们在城镇就业.作者还就城镇失业率统计指标问题提出了有关建议.     

人口“就近城镇化”：人口迁移新方向

新一轮的城镇化发展必将成为国家战略。如何重新认知和甄别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模式、方向与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要求改变原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老思路,走一条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厂也进城＂的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新道路。在政府的城乡统筹战略的带动下,真正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并最终从心理上实现市民化的人口结构的根本转变。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带土进城”与农地权益保护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害,农民市民化进程减缓。农民能否可以带着土地权益转为市民?研究表明,农民"带土进城"保障了农民土地权益,有助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有助于农民享受城乡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农民"带土进程"不但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个缓冲期,还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人口流动与城镇职工下岗问题的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８０年代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的初步开放，吸引了数千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且流动人口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城镇中失业和下岗的人数剧增。一方面，数千万农民进城打工（...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域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被征地农民就业与参保意愿及政策建议——基于西安市调查的分析

通过问卷调研,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与参加社会保障的现状、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率低主要原因是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有偏差。其次,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是被征地农民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市民化程度低,是造成被征地农民"弱势"地位的深层次原因。对此,应根据被征地农民的需求,建立多种形式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扶助,尤其扶持有意向的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为实现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对接,应建立多层次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上海浦东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体化思考——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尝试 ,浦东新区城乡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符合其实际 ,具有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随着新区的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推进 ,如何尽快地并轨城市养老保障与农村养老保障 ,已成为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是浦东新区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现行养老保障模式无法缩小城乡差距 ,因此 ,必须建立一个由农村养老保障向城市养老保障过渡的并具有可操作的平台 ,形成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农民的终结与制度安排——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上海远郊的工业化、城市化、非农化发展迅速,农业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主体。单纯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上海远郊已经基本实现"农民的终结"。上海市"三个集中"与"1966城镇体系"发展战略,以及各级政府采取的就业转岗、保障转型、户口转性等制度安排对于引导、保障农民走向终结之路作用显著。反思大都市郊区城镇化的内涵,强化农村社区居民属地市民化,是农民终结后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