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史意义,只有置之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时的国际学术特别是东洋与西洋"东方学"("东洋学")及"中国学"的大趋势中,才能够得到深入理解。晚清民初即陈寅恪先生进入学术世界前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历史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的新趋势,现代中国学术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中,同时在西洋与东洋的"东方学"("东洋学")或"中国学"的刺激下,才出现了巨大变化。陈寅恪与他的学术同行,不仅在学术上能够"预流",即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也站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促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重视新问题、发掘新资料、探索新领域,突破传统汉族中国历史空间,呈现出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新取向。     

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许多论者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本文则认为"古今之学",应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为证明此种观点,本文将此语置于1930年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具体地分析了陈寅恪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人、学风与学术观念间的异同.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陈寅恪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通过考察陈先生中后期的相关著述,能够探析他对文学特别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态度以及这些著述所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和深邃而丰富的人文精神世界。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 ,同时也是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定义 ,他的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精辟论断 ,至今也无出其右者 ,其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 ,举世罕有。而这均因其“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使然。在大力发展经济的今天 ,同时读读陈寅恪 ,也许会使我们更冷静、更理智 ,对强国之梦的实现 ,也会更自觉     

寒柳诗的境界

一代学术宗师陈寅恪,生前留下了旧体诗二百余首,世称“寒柳诗”。寒柳诗出入唐宋,寄托遥深,境界尤高,是近人旧体诗中真正传世之作,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境界和中国文化的近代命运之关系,不可不先了解陈寅恪的境界,了解寒柳诗的境界。 探索自由的义谛 早在1930年写的《阅报戏作》“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中,陈寅恪就已看破,历来的文人最是不易于保持思想人格上的自由,有能知而不能行的通病。所以,陈氏素不喜玄学的概念游戏,从未撰写过有关“自由”思想的哲学专论。他一生的事业文章,立身处世,却具有极鲜明的自由思想特色。以治学而论,陈寅恪若干重要学术著述,都隐含着一个自由的理念。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崔张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论陈寅恪的学术个性

陈寅恪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奋斗目标;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为其终生的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以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种族差异和中国文化本位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诗互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和“古典”、“今典”的疏解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陈乐素教授逝世十周年祭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宋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陈乐素教授便是最早从事宋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之一.本文简略介绍丁陈教授的生平大略,缕述了陈教授在宋代政治史、文献学、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分析了他的治学特点与育人方法,指出陈乐素教授堪称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2000年是陈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为祭.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陈寅恪的“旧巢痕”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篇至痛至哀之文 ,而陈寅恪寄寓其中的历史之感与家国之情均由“旧巢痕”而起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创作“心理原型”。因而 ,对此“旧巢痕”意象加以详细审视和追究 ,似可找到陈氏之诗的根源所在。陈氏之“旧巢痕”一语 ,大致有远、近二源。其远源始于北宋著名诗人苏轼 ,其近源则见诸乃父散原先生 190 1年所作《书感》一诗。而其深层含义 ,则宜解读为那个直接生产了中国旧日世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之彻底崩溃。     

陈献章与晚明文学思潮

陈献章诗歌真率洒脱、富有情韵,为长期沉寂的明代诗坛注入了一线生机。他论诗求真重趣,已为后来的公安派开启了先声。他的心学受庄禅影响,以致虚、自然和人格自觉为追求,容纳了一些情绪体验,与重性灵的诗学精神有相通之处。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说他为晚明文学思想揭开了序幕。     

论陈独秀的青年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中共早期领导者,陈独秀对青年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青年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给予了极高的定位。陈独秀关于青年教育的思想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学习和研究这些思想对加强当今的青年教育,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