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

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分析全国"地市"的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实行"第1个孩子为女孩,间隔几年允许生第2个孩子"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失常越严重;实行较为宽松生育政策的地区比较接近正常.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和女婴死亡严重偏高的问题.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研究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几个问题,结果表明,外来妇女生育对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失调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是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导致城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文化滞后",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促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情况下,浙江省湖州市却连续24年保持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     

中国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研究

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是分析和评价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的重要指标,中国对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2～107,国内一般都是以其上限作为标准判断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是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双生子信息探讨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特征。研究表明,中国1989年双生子出生性别比为104.87,在女性主要生育年龄阶段生育的双生子出生性别比是相当稳定的,比较接近自然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普遍偏高,而且随女性生育年龄变化的模式也不相同。     

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及外来人口影响

文章对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进行了生育分析,按北京全市合计、本市妇女和外来妇女分别计算了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以求研究外来妇女对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失调方面的影响。     

建设生育文明 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

生育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育文明建设必将推动人口计生工作的进一步提升,是解决当前我国人口发展中的问题,特别是如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等复杂问题的必然要求。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一般理论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每出生100 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生物学因素、自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

一、引言 (1)根据国际上大量的持续一、二百年以上的人口统计数据,生物学意义的(无人们社会行为干扰的)人类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6左右,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06个左右男婴。根据国家计生委组织的1988年千分之二生育节育调查,我国六、七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除个别年份出现过随机波动外,均处于正常值(106左右)范围。1980年以后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第三次人口普查给出的1981年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给出的1986年出生性别比为110.94;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给出的1987年出生性别比为111.0;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汇总资料给出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为113.8。1953,1964,1982与1990年四次人口普查0—4岁儿童性别比分别为107.0、106.2、107.1与110.2。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将关爱女孩行动不断推向深入

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件关系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民族发展的大事,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从2003年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24个省份的24个县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以此为载体,就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各地的主要做法有：加强组织领导,部     

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结合近年来湘西州出生人口性别比调查数据,对湘西州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状况进行分析,提出治理民族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对策,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思考。     

性别偏好治理分析：以广东2＋42个跟踪项目点为例

一、背景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5,除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皆高于109。这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的结果（116．9）高3．6个百分点,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的结果（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高出9．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