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新经济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对新经济崛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论转型社会的法治之道--基于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     

扎根乡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社会基础

以一个经历农业转型的乡镇为例,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家庭经营以及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事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消灭小农家庭经营、改变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也并不一定会以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就天然排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并未对村民原先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造成过度冲击之时,其所遭遇到的来自乡土社会的反向力量就会相对减弱。与此同时,如能透过连属家庭经营、利用乡土性社会准则这两种方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可巧妙地将两者吸纳到自己的支配体系之中,并就此建立起自身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区体系与乡村发展——对近代江南乡村发展缓滞的一种解析

从社区内部体系的视角剖视近代江南乡村发展缓滞的历史症结,发现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下,乡土工业层次低下,农业对城市工业的贡献十分有限,小农意识浓厚;近代城市在推动乡村转型的同时,也为低层次的乡土工业提供了残存空间,损蚀了乡村人才,助长了乡村恶习;传统势力群集的乡镇,市场发展畸形,封建文化深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乡土人类学研究回顾（下）

从西方学者试图借乡土社会把握中华文明以来,中国本土学人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以“乡土关怀”为核心,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其间,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学术的反思、传承与超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社会研究必将突破各种理论和范式的束缚,迈入新的阶段。     

乡土人类学研究回顾（上）

从西方学者试图借乡土社会把握中华文明以来,中国本土学人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以"乡土关怀"为核心,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其间,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学术的反思、传承与超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社会研究必将突破各种理论和范式的束缚,迈入新的阶段。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并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希冀对当前“风险社会学说”提供新的借鉴价值和思维模式。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熟悉—陌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双重化生活格局——云南Z村的个案分析

对云南Z村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该村日常生活呈现熟悉性和陌生性两种气质交融的动态形貌:既有对传统乡土本色的坚守和留恋,又有被现代市场化力量形塑的陌生人特质的滋生。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双重化特质体现于市场化浪潮带来的熟悉又陌生的邻里关系,乡土本色的变异与留存,村落社会的"名实分离"。通过研究进一步认为,以"熟悉—陌生"视域下的乡村社会双重化生活格局为框架和视角,能较好地理解乡土社会在转型中国和全球现代化背景下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近代尺度下的洋务运动再析

中国近代化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撞击而发生的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同西欧国家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迥乎不同;洋务运动在这一转型中的步履维艰,乃至最终失败都与其对宏观历史时代"近代尺度"内涵的不能正确把握有关.     

世界化与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非自觉到自觉的逐步世界化的过程。大约应以维新变法为界,此前中国文学的世界化缺乏理性自觉;此后中国文学伴随着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型也开始步入现代化之路,并以理性自觉姿态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进行对话、交汇、冲撞、融合,最终建构起现代中国各种文学样态的大厦。当前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促进中国文学雄踞世界文学之林。     

公众参与方式与社会转型中的“逆转型”现象——以Y市政府搬迁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以Y市政府搬迁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动员式公众参与”的方法推动完成了迁市过程，也引发“社会逆转型”危机。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经历的转型过程相反，Y市的社会转型呈现出了一种“逆转”的现象，即从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形态向以农业生产加工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转变。Y市案例提示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需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即从政治动员式公众参与向权利性公众参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不仅需要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更需要将社会政策、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带人公共领域，实现社会学知识范式的转换。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以知识经济浪潮为背景的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迈入中期阶段,取得可喜成就,同时面临严峻挑战。工业化使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经济结构的合理转变与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信息化是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信息化与工业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工业化发展直接导致信息化,信息化发展以工业化为基础和手段。中国的战略与对策是: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处理好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的关系,在工业化中实现工业信息化,在信息化中实现信息工业化,市场化与知识化协调发展。     

信息化与工业化

在以知识经济浪潮为背景的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迈入中期阶段,取得可喜成就,同时面临严峻挑战。工业化是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经济结构的合理转变与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信息化是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工业化发展直接导致信息化,信息化发展以工业化为基础和手段。我国应选择跨越式发展战略,处理好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的关系,在工业化中实现工业信息化,在信息化中实现信息工业化,市场化与知识化协调发展。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考虑社会转型的特性

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现阶段特定环境下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受到中国社会转型特性的制 约。改革要考虑中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特性、农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地位、社会转型的阶段性和渐 进性等因素。     

浅论近代德国现代化的独特性

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近代德国迅速崛起而其现代化过程有明显区别于其它发达国家的独特性——崛起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在经济方面,近代德国以铁路和重工业建设为契机,迅速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展示出强劲的现代性;在政治方面,近代德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政治体制相对滞后,附带着明显的传统性。近代德国现代化的独特性无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与道路选择

晚清以来,中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初步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而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则加速了社会保障模式转型的进程.在此历史背景下,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保障模式转向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模式主要有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型国家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模式.从理论上说,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换存在着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但就工业化程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福利国家型模式显然不适合中国.因此,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实际上就是从社会救济主导转向社会保险主导的过程.     

中国经济转型的层次性和现阶段转型的主要问题

从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来看,目前已经进入转型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转型的加速期,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从经济转型的层次性来看,总体上涉及三个层面:以基本经济制度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型、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容的工业化的路径转型。中国经济转型加速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弥补制度缺口、所有制结构的转型、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和谐问题、工业反哺农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