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来文学影响和自身意识逐渐成熟共同作用下的"风景发现"。从西方儿童文学、人类学等"外面"接受而发现儿童文学,存在着理论"损耗"和"变形",作家往往会依据现实需要和传统习惯调整接受维度。由童年体验所导致对传统儿童文化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现代儿童观则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儿童问题"到"儿童文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与现实"文化革命"相关,呈现出"为儿童的文学"的典型特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念始终未能确立。如何处理"现实性"与"儿童性"的平衡,是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困境。     

安徒生童话与周作人童话学研究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言说资源,而其中堪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经典之经典的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先驱者周作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童话理论在童话起源、童话分类与童话创作论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文本言说作用。     

诗意童心的东方文化之旅——安徒生童话之中国百年接受与传播考论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深深烙下了安徒生童话的印记。"五四"时期,安徒生童话被介绍到中国。鉴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之需要,学者主要从"童心"和"儿童本位"基点去阐释、接受和传播安徒生童话,凸显了对儿童自然个体的强调,呼应了梁启超"少年中国"的理想。这种接受和传播不仅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也有推进作用。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和传播出现转向:侧重于现实性、批判性角度,其本源性的"童话"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改革开放后的接受与传播回归童心和童话,并且有了更全面、更广阔的理解与阐发。安徒生童话具有丰富内涵与人性意蕴,其诗意童心在中国的文化之旅柔化了几代人的心灵。     

成人的“诗性情怀”:中国现代童话体小说的文体价值

叶圣陶、冰心、陈伯吹、王统照、郭沫若、黎锦晖等作家笔下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追求故事的神奇曲折和内容形式的浅显生动,成为儿童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然而,这些作品虽然采用童话的形式,但承载了小说的内容,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因此可称之为现代童话体小说。它们以"新的幻想"为其叙述修辞,以"童趣"视点为其文体形态,彰显了创作主体的"成年情怀",弹奏着成年人的心灵梦幻曲,其实质上昭示了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实不满而渴望安宁的诗性情怀。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论略

周作人最早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并将其应用于儿童文学理论建树、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等方面,这在现代中国起到了首创和引领的作用,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性和系统性。然而,由于自身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又使得他的儿童文学观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给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欧美儿童文学的历史演变

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 ,儿童文学的历史演变过程表现为 :口述传统 - -以对儿童有警戒作用为内容- -开始注重儿童身心发展 - -真正为了儿童的创作 - -走向繁荣 ,出现了以童话、冒险、科幻、现实为题材的众多里程碑式的作品     

幽默儿童文学论略

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幽默儿童文学一直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小说《奇怪的地方》,陈伯吹童话《波罗乔少爷》,故事《破帽子》等等,都几乎家喻户晓。所以说我国的幽默儿童文学有着很好的传统,以幽默生谐趣、出平淡、求隽永、化深奥,稚气可掬而稚真天然。新时期以来,幽默儿童文学佳作迭出,种种作品,都在儿童式的幽默愉悦之中,活泼泼地展示出崭新时代里新一代少年儿童的新风貌,活脱脱地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延伸和发展。它在整体的艺术形态上不仅具有鲜明的儿童情趣,又由于浸润了传统幽默文学的…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在人类社会,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英国19世纪出现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标志着真正儿童本位意义的儿童文学的确立。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是不同儿童观所引导的儿童图书创作实践在历史语境中碰撞、演进的结果。在英国,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说和威廉·布莱克的相关诗作是比较接近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受到儿童的青睐。詹姆斯·简威的作品成为以"圣经和十字架"为象征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18世纪40年代约翰·纽伯瑞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事业超越了以"布道说教"为中心的清教主义儿童图书阶段,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契合儿童审美接受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这些具有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起现代儿童文学的丰硕实体,影响深远,同时成为儿童文学史和批评史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及其作品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学...     

论杨红樱儿童文学创作的四个阶段

杨红樱是目前中国受众最广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经历了相对完整的四个阶段:科学童话、童话、儿童小说、《笑猫日记》新童话。系统总结其文学发展历程与创作经验对于推动当下及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实践意义。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勒墨女性原始公房兴衰与区域均衡发展的人类学考察——以泸水县金满村为例

勒墨人是60年前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白族支系,其原始公房遗存至今,在今天仍是其族群繁衍生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乡间盘崖公路的修通,公房急剧减少、衰微、废弛,大山深处女性与时代氛围接轨凸显出的是严重的乡村性别比失衡,数百年传统文化风化、式微,对勒墨公房兴衰演变语境中的环境和生计进行人类学考察,可以窥见特殊地域语境中区域间均衡发展对边疆少数民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论移情作用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文章以电影《兰陵王》的舞蹈产生背景为论据,进而对《兰陵王入阵乐》的舞蹈进行溯源,借以论述《兰陵王入阵乐》所具有的与原始乐舞不可分割的集中特点。影片以"面具"为焦点将一个遥远的传说变化和发展。既迎合了现代人的电影审美情趣,又夸张地刻画了兰陵王传说的精髓"面具"。     

论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

先秦儒家基于性善论,强调个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不可剥夺,个人在精神上不必屈从于政治权威, 个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言行出处,并有权获得相应的个人利益。同时,个人需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负责,对有相互关系的他人负责。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称之为“儒家个人主义”。先泰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于塑造当代人的独立个体人格,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论域中的乌托邦重构

人和社会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总是需要不断地被批判和超越",解放"因此成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在现代性的谋划中,理性在"人的解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推动人走向解放的动力,又是衡量人的解放程度的标志。然而,现代性和启蒙理性为人寻找新的价值归宿的企图没有奏效,启蒙创造的工具理性乌托邦破灭了。对现代性的"解放逻辑"及其内在悖论进行深入的反思,成为当代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乌托邦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平台上。重建一种合理的乌托邦理论,成为超越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的可能性选择。     

系统科学视角下的原始人社会结构研究

原始人是指从生理学上已成为现代人,而从社会学上仍未能进入氏族社会的人类,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最低阶段。原始人的生产力水平较低,采用的是一夫一妻制的稳定的家庭结构,道德品质虽然简单但却高尚。本文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分析说明原始人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及道德是彼此适应的,其社会结构也是十分稳定的。     

乡土性与现代性——关于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的思考

城中村的改造归根结底应是"人"的改变,最终要实现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中的"市民"诉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成为"现实的市民",享有和当前所有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资格、待遇和权利;二是成为"理想的市民",即成为完全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体现现代城市文明的"现代市民"。城中村居民价值观市民化的实质是:实现城中村居民价值观由"乡土性"到"现代性"的"市民化"塑造,它体现的是主体的高度文化自觉。     

人心管理: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所谓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管理,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二是对人心的管理.行为管理主要依靠制度强制,人心管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综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社会管理基本上都是以人心管理为主,以行为管理为辅,亦即“德主刑辅”.统治者们期望通过道德礼俗的教化作用,提高人们的内在修养,从而凝聚人心,规范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秩序,即“礼俗社会”或“伦理社会”.可是,人心似乎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道德,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引导着人们是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所以,人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是否规范.因此,强化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人的和谐人格构建

"现代性"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同时带来了人的分裂和异化,也因此产生了和谐人格的构建吁求。西方"和谐人格"思想源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和谐人格塑型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人现实人格发展的理想目标;中国人"和谐人格"的构建需要在中西现代性语境比较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文化传统展开。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