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松州之战探微

松州之战是唐蕃之间的一次小规模冲突,是唐蕃直接重视对方的开始。正史描述松州之战时,称唐方"大捷"。事实上,吐蕃军队达二十万之众,受到唐军偷袭,损失千余人,就撤军回蕃,难免不让人重新审视这次"大捷"。战后,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唐朝势力逐渐退出吐谷浑,吐蕃取代了唐朝在吐谷浑的地位。唐朝失去吐谷浑,不仅失去战略缓冲区域,而且也将难以保证西域交通的安全。因此,松州之战使唐朝失去了更多的实际利益。     

冯德遐使蕃考

史书中仅有寥寥数笔提及冯德遐,许多学者将"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吐谷浑王入朝","吐蕃进攻吐谷浑"作为确定冯德遐入蕃时间的依据。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此作为判定冯德暇出使时间的依据或多或少存在逻辑混乱。冯德遐使蕃前后是唐朝两击吐谷浑,蕃使两次朝贡。据此,文章将冯德遐使蕃时间确定在唐朝第二次击溃吐谷浑之后、蕃使第二次朝贡之前,即贞观九年夏秋之际,其出使目的是向吐蕃阐述唐朝在吐谷浑问题上的政策。     

唐蕃对峙

吐蕃王朝兴起后,即不断向外扩张,并合蕃羌各部。并苏毗,占多弭,从争夺安西四镇到攻掠剑南道,唐蕃时战时和,战争几乎连年不断。公元663年吐蕃尽占吐谷浑牧地,慕容氏王室播迁。唐朝为恢复原先政治格局,670年大非川之战唐军败绩,678年青海之战唐军再败。娄师德在河湟大兴屯田,储粮备边,曾败吐蕃于良非川。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唐朝方恢复了先前优势地位。698年吐蕃大相噶尔家族被赞普器弩悉弄翦灭,     

唐蕃之间的书函往来、对话与沟通

唐蕃关系是唐朝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不仅直接影响吐蕃王朝自身的兴衰,而且也影响唐朝历史的发展轨迹,并对中国西部、西南部地区民族格局的形成以及元朝吐蕃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依据藏汉历史文献,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对话、沟通及联系渠道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吐蕃赞普与唐朝皇帝之间的书信往还及其主要议题,唐朝皇帝与金城公主的往来书信,唐朝皇帝与吐蕃宰臣将军书,唐蕃宰臣及统军将领之间的书函对话内容,双方使者的主要使命等进行分析,对唐蕃双方的对话、沟通与唐蕃关系的发展予以考察,从而揭示唐蕃关系演变发展的丰富内容。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吐蕃传》地名考释(三)

吐蕃自松赞干布卒后,赞普幼,禄东赞之子钦陵当国政,因侵灭吐谷浑与唐发生冲突。唐军覆败于大非川后,吐谷浑之地悉入吐蕃。蕃军开始侵扰大唐缘边请州县。唐蕃关系转入第二阶段。自唐高宗咸亨(670—673)至武后久视(700)三十年间,为唐蕃交恶时期,其重大战役与其关系地名,纷庞复杂。兹为分组考释,以清眉目。     

论墀松德赞时期唐蕃关系的曲折发展

墀松德赞时期的唐蕃关系是曲折多变的,其间发生的重要事件有蕃军占领唐朝河陇、剑南等地和攻掠长安,唐蕃清水会盟和吐蕃平凉劫盟等。这一时期使吐蕃的军事扩张达到最高峰,从而使唐朝的河陇地区长期陷入吐蕃奴隶主级阶的残酷统治之下。但是,这一时期的后期也是吐蕃奴隶制统治和军事扩张走向衰落的过渡阶段。     

《唐蕃聘使考》补正

顾吉辰先生在《西藏研究》1990年第二期发表了《唐蕃聘使考》一文,对唐王朝和吐蕃王朝长达二、三百年间有姓名、职衔的聘使作了一蕃搜检,不但大致地构画出了唐与吐蕃关系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有关史料作了详细的整理,材料弘实,方便了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本文作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顾先生仍有相当一部分聘使未曾收进文章,而且在文章中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史料还不够完整。本着对吐蕃史和唐     

唐蕃舅甥关系释义

唐蕃和亲初始,李唐为岳父居于尊位,吐蕃为女婿居于卑位,二者尊卑位序甚为清楚,毋庸置疑。据《唐蕃会盟碑》碑铭记载,蕃方所称之唐蕃双方关系"dbon zhang du vgyur"(转变成为甥舅),系因娶了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以后,方转变而成。唯蕃方将"甥"(dbon)置于前方,"舅"(zhang)置于后方,而为"甥舅"(dbon zhang),适与唐方所使用之"舅甥"顺序相反。由此即可了解,对于"唐蕃舅甥关系"的内涵与意义,唐蕃处于各自解读的情境。史学研究必须从文献之载记出发,以文献载记为本,方能免于落入空穴来风或无根之谈的窘境。本文从中原文化对舅甥的解释,对比吐蕃对舅甥的理解,希冀以此途径探讨唐蕃"舅甥关系"的内涵与意义,究竟为何?唐蕃对"舅甥关系"的解释与认知,是否一致?于唐蕃关系演进之中,"舅甥关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产生了何种作用与影响等?     

北宋官办蕃学初探

北宋王朝在吐蕃、党项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缘边州、军,提倡官办“蕃学”、修订适应蕃学的考试制度、普及藏文、鼓励学习汉文、扶助蕃区佛教文化,并在中央设立编纂蕃国文献馆阁,整理出版有关吐蕃、党项、回鹘以及西域各国的人物、风俗、城邑、山川地理、赞普谱系、军事、官制等文献资料。北宋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关系出现了新格局,河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

吐谷浑于公元 3 2 9年在青藏高原立国 ,至 6 6 3年 (唐龙朔三年 )国灭 ,共 3 4 4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 ,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

史籍所载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之事，是古代汉藏民族间文化交往关系的生动记录。本文运用多种汉藏文史料对求图之事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证，认为：一，唐代以文殊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崇拜的日益兴盛，使佛教圣物《五台山图》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二，唐蕃间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使五台山崇拜传入吐蕃：三，吐蕃占据敦煌和唐蕃“长庆会盟”，使蕃使取道灵武求取《五台山图》成为可能，而敦煌壁画中所存的四幅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图》，在形式、内容、风格上与《古清凉传》中所载的“小帐”渊源相联；四，作为汉藏两地共同信仰的五台山佛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多方考证，力图阐明求图一事的前因后果，以促进唐蕃关系的研究。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公元 78 6年至 848年 ,敦煌处在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即落蕃官阶层。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 ,不幸身陷吐蕃 ,他们身着蕃装 ,却又心向大唐。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落蕃官出现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对这些落蕃之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金城公主入蕃同行人员考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和亲入蕃,进一步巩固了唐蕃间的舅甥关系,这是唐蕃关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考察了唐朝送亲团队和吐蕃迎亲团队的组成情况及相关成员的生平经历,进一步完善了唐蕃交聘使者团队,丰富了唐蕃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送亲团队包括杨矩(杨弘矩)、郑惟忠、周利用、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迎亲团队包括尚·赞咄、尚·钦藏、明悉腊等人。杨矩原名杨弘矩,后因避讳而改为杨矩,据《杨孝弼墓志》等新出土文献可补充杨矩的世系、生平等内容。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见于新出墓志而未见于史载,对于了解金城公主开府及入蕃时人员组成等多有裨益。     

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兼论吐蕃的中原观

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首次缔结唐蕃的联姻,被松赞干布执以"子婿"之礼。对这样一位开启唐蕃关系的重要人物,吐蕃方面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的?长期以来因吐蕃时期藏文史料缺载,我们对此问题并不清楚。但后弘期初期藏文史籍中不仅记载有唐太宗事迹,还赋予其四个耐人寻味的称谓:"经典皇帝"、"孔子小神变王"、"狮子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些称谓明显蕴含了吐蕃时期的历史信息。文章通过对四个称谓内涵的分析讨论,对唐太宗在吐蕃人心目中的形象、吐蕃方面对唐太宗的认知和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