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黄土地》"到"后贾樟柯"时代——第六代电影美学与产业发展略论

“第五代”的命名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在整合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的同时完成了“第六代”导演命名的修辞预设。第五代电影的空间美学激生出第六代的创作冲动,却反向促使后者有意淡化线性历史的叙事惯性。第六代电影的“小众”化特色遭到市场冷遇,引发了第六代导演创作转型后产业应对策略的思考。     

新时期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研究述评

中国电影纪实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电影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争呜期”和“反思建构期”两个重要阶段。“第四代”“第五代”以及“第六代”（“新生代”）导演的创作分别在不同时期体现了纪实关学对于中国电影的渗透与影响。综合这两个阶段纪实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其概括为四种研究视角和话语形态：电影基础关学范畴、电影现代思潮、中外影像传播理论、正面关注纪实美学的现象及理论等。这四种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电影纪实美学理论体系,对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内容表现的“日常性”与文本表达的“作者性”——论中国“第六代”导演电影风格特征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有着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日常性”类似的特征,这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在表达方式上的特征则与法国新浪潮电影“作者性”相似。前者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中国“第六代”导演挣脱“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宏大历史叙述”方式后自由表达的结果。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传承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致使“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艺术境遇方面与二者相比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只是当我们在共时的层面将他们进行横向审视时,仍然能够发现其“日常性”与“作者性”方面的突出特征。     

飘泊与皈依：“第六代”的主题变奏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第六代"电影导演成了电影理论界的一个焦点话题.实质上"第六代"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并不像法国新浪潮、"第五代"那样构成一个独立的电影运动."第六代"不只是一个"代"群,它包含了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两个群落.在精英文化、主流话语和市场经济的三重压力的挤压下,60年代出生的导演群体在对"第五代"建构的文化屏障的突破中呈现出一种飘泊者的电影主题冷峻、执拗、悲剧人生和自我放逐.而70年代出生的导演群体却是以回归和皈依的面貌出现的,这是对主流电影和市场价值的双重皈依.     

从世俗焦虑到终极苦难的叩问——对李玉电影《观音山》文本的透视

李玉的《观音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从第五代导演对历史文化进行清理和第六代导演对当下社会、政治、人情关照的视域里超拔出来,镜头从世俗的坚硬外表切入,探进生命的深渊进行超越式书写。它把电影的现实关怀拔升到叩问个体终极命运的高度,表达了生命的无常感和悲怆感,这使《观音山》在中国电影中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电影"。     

论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的启蒙叙事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革命传奇包装下的“新电影”，具有现代启蒙性的基本内涵。第五代导演早期电影对于革命传奇的借用基于二者的内在同一性：现代性的匮乏与渴望。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建构，但其个人主义的启蒙叙事最终是关于民族国家之现代性想象的民族寓言。     

叙事的表意与表意的造型－－“日本新电影”与中国电影“第五代”的比较

对崛起于 2 0世纪 80年代、崛起于电影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影坛 ,且都体现出强烈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的“日本新电影”与中国电影“第五代”进行了全面的比较 ,详细地论述了二者迥然相异的叙述风格和电影形态 ,进而明确指出叙事性的主导品格与导演的适度创新是电影作品获得艺术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关键     

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王苹导演作品为例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导演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山多娇》等经典作品,展现了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王苹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王苹导演的社会主义电影聚焦于两性关系中“革命”与“恋爱”的兼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由传统的“被拯救者”成为“自救者”与“拯救者”,既彰显出革命年代女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也融入了导演个人的意志,同时隐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母亲”形象从缺位到归位,从单薄到丰满的发展过程,也折射了代际关系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与重构。     

从张艺谋电影看我国“第五代”导演文化观念的转换

本文是作者在主编《第五代导演丛书》后，对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文化观念转换特征与原因的一些思考，主要通过张艺谋电影创作“通变”、“象征”、“求俗’等美学风格，联系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勃兴与文化经验的裂变展开论述。     

全球化与中国第五代电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文化乃至政治的全球化同样成为时代的必然。我国电影最早主动回应全球化的,正是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进入新世纪后,第五代电影更从看与思并重的“双轮革命”,迅速演变为“好看”压倒“好思”的独轮旋转,他们的影片不复当年的主题、立意,也日渐远离了政治和道义责任。第五代电影退出“前锋”甘做“后卫”固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没有脊梁和灵魂。认可电影的商品价值并不意味着文化责任的消解,走向世界也并不表示就可以丢弃自己的根。而同样进行着电影国际化探索的台湾导演李安,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有益的借鉴。     

一个远离英雄的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中篇小说精神流向及其思索

从精神品格上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篇小说进行分析和探讨时,应关注其创作中出现的精神流向,并指出它的不足.同时对造成这种"流向"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引起"疗治者"的注意.     

花样·王家卫

王家卫的名字在当今社会已被作为一种时尚来享受。他的电影既看不到好莱坞经典的叙事技巧,又很难和欧洲的作者电影划上等号。王家卫的电影自有其一套电影符号体系——在这里姑且称之为王家卫的“花样”。人物角色、对话独白、时间数字和故事叙述是为这其中的种种“花样”。     

隐秘情结的影像诉说——华语电影同性恋话语的生成和发展

同性恋是电影表现的一个边缘题材,但是在西方电影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它已成为一种话语方式和批评方法。华语电影中的同性恋话语总体上是较薄弱的。在华语电影发展史中,其言说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是“语塞与暧昧”;20世纪90年代是“走出衣柜”;21世纪初是“时尚元素”。从90年代以来的发展态势和言说深度分析,同性恋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已经在华语电影中得以确立。     

后殖民乡愁:当代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

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在"解严"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悄然变身为"殖民地怀旧"与"大众文化迷恋"的对象。"殖民世代"的"恋日情结"与"战后世代"的"文化哈日"在电影中混杂汇聚,共同形成了一个融铸"后殖民乡愁"和"国族身份狂想"于一体的影像奇观。重构"日本想象"是台湾社会进行主体历史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不过证明了当下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想象,依然笼罩在殖民主义的无意识梦魇中,"去殖民"仍然是一个有待在未来完成的项目。     

全球化、后殖民性与中国电影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电影面对好莱坞及外片涌进的巨大冲击,还有来自实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双重压力,如何既能立足于国内电影市场,又能跻身于国际电影市场呢?而以"主流片"去打主流市场,应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文化战略。另外,娱乐片理应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主体,它也应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职责,以应对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为此,中国当代电影应有的文化自觉,将是至关重要的。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从改编到生成：寻找文学与影视的平衡

悠久的改编历史和异常繁盛的现状,越发衬托出改编理论的尴尬,尤其是经典名著的改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编术语的局限及其主观成见造成的。本文在详尽分析影视改编的种种成见与困境的基础上,提倡用文学的"影视生成"替代"影视改编"。一方面,影视生成研究包括对文本的意义生成,从艺术发生学的层面强调意义的产生、动机及过程,将改编的静态研究扭转为动态研究;从语义生成学的层面强调意义生成的修辞研究;从接受美学的层面强调接受过程的意义增殖。另一方面,生成研究也将影视的产品生成纳入到研究视野中,从产业的生态环境进行宏观的外围考察以及非艺术因素的研究。     

“个人主义”的迷误——“张爱玲热”成因管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热”是个有价值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其成因是值得考究的。它的背后是大众对张爱玲作品的误读,大众被其作品中“俗”的表层内容所迷惑,怡然自得地走向了一种有所偏执的“个人主义”并有一种赶得上时髦的欣喜。这种现象是令人忧虑也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