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古代史体的两点浅见——读《史通·二体》札记

我国古代历史书籍不但种类、数量浩繁,而且编纂的体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唐代的著名史学刘家知几所撰《史通》,对总结我国的史籍和史体作出了巨大贡献。《史通》中的《六家》、《二体》篇把唐以前的史籍分为六类,即“六家”;把史籍体裁归结为二体,即编年体、纪传体。根据记载历史的特点,六家中的“春秋家”和“左传家”是以记事为中心,属于编年体;“史记家”和“汉书家”是以记人为中心,属于纪传体。很明显二体包括不了六家中的“尚书家”和“国语家”。那么,这两家的编纂体例又是怎样的呢?     

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

我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究其编纂体例,大体可分三种,即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编年和纪传二体,是我国古代撰史的最其本方法,至西汉时,业已具备。适如刘知几所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史通·二体》)历代史家据此,把《左传》和《史记》分别称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初祖。南宋时,袁枢将《资治通鉴》中重要史事归纳成二百三十九目,每目记录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撰成《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遂被史学界公认为历史编纂的新体例——纪事本末体。     

《史记》编纂学中的破例问题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破例问题是中国史学进程紧密关联的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史记》立例而又破例，开创了传统历史编纂学破例现象的先河，解读《史记》破例背后所体现的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必须要从《史记》的撰书宗旨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用开放的眼光来解读司马迁在史书编纂方面的创造力。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长河中，强调史书体例纯粹性、抨击史家史法乖迁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但是史学家在评论史书体例破例与否，一定要从历史编纂的实际出发，从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出发，唯有此，对史书编纂破例与否的讨论才“名”、“实”相符．才曼有积极的意义。     

纪传体产生的原因问题

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上有编年、纪传之分,前者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后者以《史记》为代表。《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通常所谓的纪传体,主要指本纪、世家、列传,特别是纪、传。整个二十四史都有本纪和列传,体例上都属纪传体。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在历史编篡学上可以说划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文学价值也历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论司马迁的历史观

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观,条析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学理论,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着重从《史记》的编纂特点和内容剪裁这一角度来探索司马迁历史观的内容及其表述形式。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冲破旧格局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巨著——评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

由徐泰来主编、国内几十名专家学者参加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记》(以下简称《史记》)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同行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与好评,它是建国40余年来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冲破旧格局的第一部巨著,从体例、体系到内容,无不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 第一、体例上的创新。《史记》吸收古今中外史学体裁的优点,采用纪传体与章节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全书分为:史8章、志15章、44表、209传。4个部分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体系,既能具体把握历史的脉络、规律,又不显得臃肿、重复。在“史”部,作者对史料采取大胆剪裁的办     

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关问题探讨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卓著于世。其中，《新五代史》以弘扬道统自居，追求简约，讲求《春秋》笔意，编纂体例借鉴《史记》。其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向《史记》人物传记学习“文史结合”的经验——附论历史剧创作中“史”与“剧”的关系问题

《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今还对人们产生一种文学艺术的力量。学习《史记》人物传记“文史结合”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当前又再度活跃起来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创作,还有一定的意义。     

《史记》的史学特点之成因

治史学史者,无不将汉代史学作为一个重要视城。司马迁的巨制（史记）,千百年来一直为治史者所瞩目。笔者不揣浅陋,将《史记》的史学基本特点之成因作一初步的勾勒、描述,以请方家指正。1在历史编纂学中,司马迁创纪传体,此后”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1]。“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2]这种体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君主为中心来组织材料编写史书,即将一代代君主在位期间按年月的顺序编写成“本纪”．其他相对次要的人物则列入“世家”或“列传”。关于“本纪”,《史记正义》云：“本者,系其本…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谈《汉书》的体例

班固的《汉书》继《史记》而起,它对于《史记》体例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技术改进,也出于记述汉代大一统皇朝史的需要,对《史记》体侧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断代史新格局。《汉书》对纪、表、志、传诸部分都作了改造,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功能,确立了整齐划一的纪传体规模,在记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方面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在体侧上,章学诚所论史、汉的“圆而神”与“方以智”,实际上是讲它们在对内容与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项羽本纪》的写作特色

一 《史记》这部巨著,肩负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任务。 《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较之先秦一些著作以历史事件为本位,或以阐明事理为中心,是一大进步。这个变化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走向有意识创造人物形象的开始。当然它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通过写人来写历史、来反映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     

史记体制义例简论

《史记》由五体构成。(一)《本纪》十二篇。(二)《表》十篇。(三)《书》八篇。(四)《世家》三十篇。(五)《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始专名《史记》。《史记》五体结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自班固以下,历代依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干,称为纪传体。纪传体被封建王朝定为国史正体,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前代学者,从唐刘知几以来。对纪传体得失的探讨,留下了不少的精闢论断,是我们     

张岱《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及其缺失

张岱原是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纨绔子弟,明亡后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致力于明史的纂修。他对《明实录》屡遭篡改及各种当代史在编纂过程中的任情褒贬、曲笔讳饰等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决心对明代历史进行全面的整理,订正其中的“诬妄”。其史学代表作《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具有“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特点。在体例上仿效《史记》,但有所创新。其中序论集中反映了张岱的历史观及其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标准。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