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辑录体目录的延续

《文献通考.经籍考》问世后,后世学者纷纷仿效,多有沿用其书名和体例的著作,包括《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这些著作完成了对辑录体目录从形式到内容的延续,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该书和辑录体目录两者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种延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献通考·经籍考》文献的辑录方法与统计分析

《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文献的剪裁方法包括将来自某人或某书中的不同文献段落合并到一条解题中的"多条合并",合并不同书目及其解题的"数书一录",以及辑录合并书目时的"省并解题"。考虑这些情况后统计确定《经籍考》全文共辑录有6 074条文献,来自大约140个不同出处,并以宋代学者及其著作为主体,分布在总叙、小序、小计及解题中。《经籍考》辑录的文献中虽有70%的条目出自《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但只占全书不到一半的篇幅。其它138家只占总条数的30%,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分析可知,马端临所辑录的诸家文献在部类中的分布基本与其学术专长相符,反映了他对诸家学术文献的准确把握与精心编纂,从而提高了《经籍考》的学术价值。     

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目录

元明清三代 ,是古代文学目录学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元代最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别具特点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和钟嗣成的戏曲文学专目《录鬼簿》 ,《录鬼簿》的出现对明清戏曲文学目录的繁荣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清两朝 :史志目录如《明志》、《清志》等 ,均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文献 ;种类繁富、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 ,不仅大都著录文学著作 ,还载入许多为官修、史志目录所不载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 ,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 ,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新进展 ;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如不少专集一书之篇目或引书的目录、专录学者个人著述的著述目录等 ,都很有影响 ;而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章学诚对目录学的理论探讨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空前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体例完备的类序、提要等 ,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成果     

《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分类渊源及其调整

《文献通考·经籍考》由于其辑录体的特殊体制决定其分类体系与书籍归类具有综合众家而折衷以己意的特征。通过对其经部书目文献的分析可知,马端临在《经籍考》中辑录前代书籍的过程中进行的调整主要包括:分类体系中由分类项目的设置及其横向关系与纵向沿革造成的调整,以及书目归类中由分类者的主观视角与思想立场的差异造成的调整。通过分析历代目录与学术史,特别是与古籍目录的集大成者《四库总目提要》相对照可知,《经籍考》经部中对其分类类目与具体书籍的归类的调整往往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有其深层的学术背景,反映了思想文化的时代变迁。马端临敏锐地抓住了学术发展的脉搏,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分类与归类体系。     

由集部看“功用”大旗下文学的发展——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作为文学文献的目录,集部的发展演变能够反映出古典文学的发展演变概况。本文通过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书目集部的类目、大小序及其收书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文学功用论贯穿始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略论辑录体目录产生的背景

辑录体目录的产生以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成书为标志,辑录体产生于此时,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辑录体目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文人士大夫从事学术文化事业,学术上求通的思想和汇辑文献的编撰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而马端临本人的家世和思想素养也是必需的条件.     

试析《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兼与杨寄林先生商榷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按语,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溯源探流类、解释说明类、评价议论类、存疑待考类、考证辨析类以及综合类,这些按语反映了作者可贵的思想和观念、怀疑和批判精神、谨慎和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重视典章制度和求通识变的理念.此外,马端临对张禹删改<齐论>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并非"不见舆薪".     

《旧唐书 ·经籍志》和《新唐书 ·艺文志》比较研究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是查考唐代书籍撰述和流传情况最基本的目录文献。两志由于著作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具体的编撰背景、著录体例及收录图书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呈现不同的特点和价值。     

刘知几的修辞观——我国第一部史论修辞著作《史通》评说

在史学界,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推崇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似乎已成为定论。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开列史评之书时,首列《史通》。宋代黄山谷云: “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首次把《史通》提到与巨著《文心雕龙》并列的地位。清代黄叔琳在《史通训诂补·序》中也说:“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既认为它可与《文心雕龙》相匹敌,又信服唐代徐坚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看出对《史     

《大慧语录》的编辑与版本系统

大慧宗果禅师是宋代临济宗著名禅师,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在其生前及去世后,有多种版本的语录存世.本文概述了<大慧语录>的编辑情况,分析了<大慧语录>的别本、选本、全本三种型态及其相应的著作.文章最后描述了日本所藏汉文佛教文献目录中关于<大慧语录>的记载情况.     

“子部文学”发展演变的比较研究

"子部文学"是中国传统国学的一大门类,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集中反映。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这三本目录学著作中子部各类目的发展演变,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我国古代"子部文学"的演变历程,反映了中国学术思想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完善的历程。     

《玉台新咏》是张丽华所“撰录”吗？——从文献学角度看《（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

《<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的文献学考察有待商榷。在讨论历代目录著作对《玉台新咏》的著录时,间接或直接回避《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接从南宋说起,而其所列出的三条分别出自《玉台后集》、《沧浪诗话》、《后村诗话》的旁证也都存在明确的反证。在版本考察中,“嘉本”《新唐书.艺文志》“缺页”不实,对《大唐新语》有关《玉台新咏》记载的轻易否定有漏洞,引证的“宋袁州刊本”《郡斋读书志》乃明代影刻本。在考据方法及材料运用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其在文献考辨基础上得出的《玉台新咏》撰录者非徐陵而可能为张丽华的结论难于成立。     

《历代妇女著作考》价值初探

《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一部记载我国古代妇女著作的专题文献目录和工具书,是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科专题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的"优质"成书与作者胡文楷先生长期致力于版本校勘、古籍点校和辞书编纂等专业工作相关,也与作者关注、重视搜求妇女著作并已编纂有《闺籍经眼录》、《昆山胡氏藏闺秀书目》等书目有直接的关系。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直斋书录解题》看陈振孙的经学思想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经部分类方面,吸收前代目录学著作之长,结合学术思潮发展的状况及图书存目之数量,突破前人经部目录分类之藩篱,取得前代未有之成就。陈振孙不仅为目录学家,亦是造诣精深之经学家,然其经学著作早已散佚,唯从《直斋书录解题》中窥见其经学主张。陈振孙治经注重源流,明辨真伪,推崇创新,引援精博,反对繁碎穿凿之说,亦反佛、老之异说。在特定之时代与学术立场之下,表现出崇朱贬王之思想倾向。陈振孙经学思想,融汇汉、宋,表现于既重视训诂小学,又注重文献辨伪,实则博采两学之长,开宋代后期学术风气之取向。     

《汉书·艺文志》视角下的杂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是审视杂家本来面目的独特视角.解读<汉志>杂家,不难看出,杂家源于"议官",兼通诸家,以"王治"为主导思想,以诸家之学为"王治"之用;同时,杂家"杂取各家"的包容性特征也成为<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著作中杂家涵义讹变的主要原因.     

《杨文公谈苑》的文献价值

《杨文公谈苑》是杨亿在真宗朝与人闲谈时由其门人黄鉴记录下来的,由于原书已亡佚几百年,在李裕民的辑校本整理出来前,探讨利用者甚少.此后仅王河、真理的《宋代佚著辑考》与杨庆存所著的《宋代文学论稿》有所涉及.此书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以人事、政治、诗文居多,旁及宗教、艺术创造、典章制度等,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献辑佚价值.     

《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

《隋书经籍志》系点对贞观见存书,参酌损益"旧录"而成,"旧录"可分作两类:一是官修的秘书目录,一是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私撰的解题、叙录型目录。官修目录自荀勗《中经新簿》起就有据藏书写卷过录篇目的特点;而《七志》《七录》叙录则每就史书为撰人立一小传。与过去一般的认识不同,《隋志》著录撰人衔名以终官故衔(含赠官、征召官)为主,与解题、叙录关系更为密切,更基础的来源则为史书传记;同时《隋志》也存在题著书时官的情形,与直接或间接从写本过录结衔这一来源关系更为密切。区分《隋志》著录撰人衔名题终官故衔或题著书时官,可为补证撰人官阀仕履、推定著书时间提供文献支持。     

《周颂·臣工》诗旨辨正

《周颂·臣工》作为《诗经》农事诗中的一篇,长期以来专论甚少,但历代各家译注解题并不一致,诗旨错综驳杂、分歧甚多,按其旨要可大致归并为助祭乐歌,戒农官之诗,春耕籍田说,薅礼乐歌说,省耕告诫说五类。今从文献文本和相关资料进行辨正可以得出,此诗为成王省耕时告诫群臣、农官、众人时的乐歌,从而表示成王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重视,起督促农事的作用。因此,了解和考证这首诗的真正意旨,对现今社会仍具有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