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政治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知识分子开始组成了不同的派别,都想来拯救世界。各派争芳斗艳,都抱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对如何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各派都设计出一些理想的治国之策,对于儒学来说更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荀子集大成。孔子坚持"礼治",主张"宽猛并济";孟子倡导"仁政",主张"推恩于民";荀子"隆礼重法",礼法结合。他们的治国思想基本反映了先秦儒家治国的思想。儒家治国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起着主导作用。     

扶弱抑强:毛泽东的治国理念

扶弱抑强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矢志不渝的治国理念.这种独特的治国理念表现在诸多方面.在政治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彻底的群众路线.在经济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制度.在文化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打破知识垄断,塑造工农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在外交领域,毛泽东的政策取向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始终不渝地对弱国穷国给予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毛泽东扶弱抑强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给后来的政策制定者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索.     

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共富——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也是贯穿于中国扶贫减贫脱贫工作的内在价值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为民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具体到贫困治理领域,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和由人民共享的政治立场,注重激发贫困主体内生动力,努力形成协同发力的"大扶贫格局",坚持以精准为原则,打造"多元路径布局"的扶贫体系,不断提高贫困治理实效。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指引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这充分彰显了中国脱贫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也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结束。     

论"共同富裕" ——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到今年的"两会",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先富论"转向"共同富裕".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深刻原因.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论“黄老治道”与当代中国政府管理创新

所谓"黄老治道",在本文中特指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黄老道家一改原始道家远离政治权力的方向,转而积极参与政治实践,从而在治国管理方面所体现出的理念与原则.从黄老道家的文本、历史典籍、"黄老"连称的名号和司马谈对黄老道家的评析这四个角度探求黄老道家的思想特点,并将其置于具体的治国实践中,考察"黄老治道"对当代我国政府管理创新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从“革命—斗争”话语到“改革—治理”话语——以党代会报告文本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借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定义为"保护带"的调整。党代会报告文本语言从"革命—斗争"取向到"改革—治理"取向的位移,即是这种调整的反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通过积极调整"保护带",党的治国纲领在确保"硬核"稳定的同时,也因"三个面向"而显得更富有活力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和与时俱进的环境适应性。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应该依据这套开放性治国纲领来认识。     

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行为及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政府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政府行为能导致"有效率的政府"和"无效率的政府",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了很大转变,但主要特点是政策治国,而不是制度治国。作为非国有经济中的主要力量,中国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政策行为中的某些因素制约或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壮大,由政策治国到制度治国,为家族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新时期政府行为转变的主要职能。     

论老子"不以知治国"的思想

为了研究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文本细读法细致检视了老子关于权力"以知治国"(恃理性治国)偏好的论述,挖掘了老子"不以知治国"的主张,认为老子发现了掌权者有理性主义的天然偏好;在老子看来,对治道的任何一种表述都不可能是治道本身;政府的理性对它所治理的社会具有恒定的无知性;对已成大患的"问题"宜采取"顺势疗法",但最好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从一开始就给民间给个人以足够的自主空间.     

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原道训》中的“乐”与“圣”

不管是修身,还是治国,"道"对人的影响都很大。《原道训》对"道"在这两种领域的作用都进行了阐述,把修身的"得道"称为"乐",就是指让人自身的各部分都处在适宜的位置;把治国的"得道"称为"圣",就是指让社会的各部分都处在适宜的位置。"乐"与"圣"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以"道"为基础的"全其身"。     

韩非君德思想探析

在韩非强硬的法治、王霸思想逻辑里,有一条严密的君德建构路线,即是从修身、护国为民、立法守法用法等角度来阐述君主一系列的修养准则,以君主健全之德行来弥补"法"无法周全的制约性。韩非首先运用道家的"虚静无为"作为君主人格的修养方式;其次,在心性修养方面,要求君主控制自由的"欲",并培养"忠言拂耳"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即爱护人民、博取民心,视人民为社稷之本的治国理念。     

论“德法兼治”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 ,围绕如何治党、治国、有效管理社会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正确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 ,扬弃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传统的治国理念 ,提出了全新的治国理念——德法兼治。这一科学治国理念不断成为人们的共识 ,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现代德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由自上而下的"统治"转变为基于民主、平等的"自治",这就决定了现代德治与传统德治的本质差别.现代德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治"或"德治",而是基于法治的"善治",它是一种治国手段,而不是一种政治理想;它也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     

柏拉图的治国思想与现代管理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一部综合性著作,它涉及政治,伦理,哲学,教育,文艺等等多方面内容。它是为了挽救危亡中的希腊城邦制度而设计的一个以"正义"理念为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其中所涉及的治国思想可以说是柏拉图思想的精华所在。现代管理是一种追求和谐,倡导民主和重视知识的新型管理,这些新的管理理念均可以在柏拉图治国思想中有所体现,这也是本文写作的重要目的。     

提倡人文治国的理念——党的发展观三次战略转移的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教兴国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理念,三者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一次比一次更科学、更向人文治国的理念靠拢。发展不能只讲兴国,还要讲治国,“科教兴国”与“人文治国”应当并重。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对立与统一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以"人治"为核心治国理念的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是根本对立的。然而,儒家文化中也有许多精华的东西,在法治社会中,"以儒修身"的内在修为与"依法治国"的外部规制是可以统一的。     

论老子的治国智慧

老子的治国思想是《道德经》一书的重要内容,老子之所以醉心于作为"天地根"、"天下母"、"玄之又玄"的"道"的"构造",无非是为"君人""应该如此"、"何以如此"提供一种无可辩驳的、形而上的根据。《道德经》全书充满着浓厚的"以天占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味道,它的治国智慧包括"君人"特质、无为之术、大国之道、人类美景等四个方面。     

"以德治国"是对儒家 "德治"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治国之道,其主题是"德治"和"仁政",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高瞻远瞩,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德治"观.这是在我党实施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治国思想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