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     

清代西藏的历史及其特点述要

清代,西藏地方藏传佛教格鲁派占据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政体和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贯穿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在清中央政府多层面的管理下,西藏地方各个时期的政教建制和沿革等方面都突出了清代的变化和特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西藏人民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总揽此段历史,认识其特点,对清代西藏地方历史及社会的深入研究均具意义.     

1921年西藏新派驻京僧人述论

历史上,西藏驻京僧人的主要职能是传播藏传佛教,协助处理政教事务。民国时期,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原有的许多沟通渠道不通畅,因此,驻京僧人成为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主要渠道,其政治职能大大增强。在1920年后的十多年里,顿珠汪结、楚称丹增和降巴曲汪等西藏新派驻京僧人往返于北京、南京与拉萨等地的一系列活动本身,即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保持关系的明证,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一时期,西藏地方多次按例选派僧人赴京任职,客观上维护了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关系。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到忽必烈《优礼僧人诏书》

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与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1206-1251)在今武威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号召西藏地方僧俗领主归顺蒙古势力,为元代中央政府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基础。1254年,忽必烈颁赐给八思巴一件"藏文诏书",即著名的《优礼僧人诏书》(以下简称"诏书"),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势力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为实现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信"与"诏书"一脉相承,关联互动,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渊源和强烈情感,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矢志不移谋求和推进祖国兴旺的爱国情怀和自强意志。     

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

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件历史重大事件,现在有许多著作、论文     

从文献看元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及其艺术活动

为了有效的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元朝中央政府积极扶持藏传佛教,在首都大都修建了众多皇家藏传佛教寺院,并组织创作了一大批藏传佛教艺术.这些艺术机构、活动和艺术品对元明清宫廷和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文献记载入手,对大都主要的藏传佛教寺院、机构及其艺术创作进行一次概要性的梳理.     

试论藏传佛教在甘肃地区的传播(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甘肃属较早的传播地域。由于"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横穿其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地区。尤其是10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也随即产生并日趋成熟,逐步得到了宋朝、西夏和元朝的信任与尊崇,高僧大德也不断往来于吐蕃与内地之间,藏传佛教文化也在甘肃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建立了不少佛教寺院。     

论清末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政局的动荡,清政府在西藏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削弱,尤其是它在西藏的内政外交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客观上刺激了西藏地方政府向外国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自元朝以来所形成的传统隶属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藏传佛教高僧传略》简评

7世纪中叶,佛教从南北两路传入吐蕃,从此便与藏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在藏区传播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区本土文化,于1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颇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在藏区确立了统治地位,而且成为西藏地方统治阶级唯一的正统思想。它的弘扬与兴盛,造就了一批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作为传播佛教的载体,不仅为发展佛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协调民族关系、调解地方与中央间的矛盾、稳固中央王朝的统治、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财富,著述甚丰。对他们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会推动藏学向更深层次发展。但他们的功德事迹除     

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上)

随着西藏纳入元朝版图,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开始大规模传入内地。由于政治和宗教实践的需要,元朝两都和江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活动。《元史》和元代的一些文献中,将内地以宫廷为首所创作的藏传佛教艺术作品称之为“西天梵相”。与此同时,由于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在“西天梵相”的创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西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

清代用兵西藏是清治藏方略的重要内容,驻兵是用兵之后清政府在西藏进一步开展政治、军事工作的继续与发展。文章宏观地分析和研究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影响,认为清代用兵驻兵西藏是清政府管理西藏地方过程中形成的一项制度,直接体现了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力度和层面,其意义深远。它保卫了边疆、巩固了国防、安定了西藏、推动了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促进了西藏地方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积极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政府拥有西藏主权的合法性论析

近代以来,关于西藏主权的争议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元朝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地方施政治理;从文化上看,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品质;从国际舆论上看,没有一个国家曾公开否认中国拥有西藏主权.新中国政府拥有和维护西藏主权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和理直气壮的.     

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

对于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及在中央政府中管辖它们的机构宣政院,自从韩儒林先生《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发表以来,近四十年间,学术界已经做过许多的研究。不过,由于藏族地区地域的广大,各地社会历史和宗教状况存在相当的差异,元代史料中对藏族地区各地的状况又缺乏系     

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北大核心

噶当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元代是噶当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噶当派支派分散,注重经典修持,参与地方政治不多,因此在元代西藏历史研究中提及噶当派的论著不多。元代近百年中,噶当派起初由于自身态度受到蒙古势力的打击,之后很快得到恢复,对由元王室支持的萨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大部分表示支持,也有小部分心存不满,终抵不过潮流所趋,随着萨迦派的关系与元朝廷建立了联系,完成了编辑纳塘版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梳理噶当派在有元一代的延续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历史。     

清代西藏地方兵制考

清朝驻兵西藏,是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加强对西藏地方兵制的完善和管理,也是中央政府行政体制中的重要一环.文章通过对清代西藏地方兵制的体制分析,从中揭示出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及其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使后人对西藏地方兵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雪封叠磴迥难攀,万里赴边使命坚——清代驻藏大臣藏事诗的政治文化意义

驻藏大臣是清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官,其施政的举措,直接关乎中央政府政令的畅达与执行,关涉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驻藏大臣在驻藏期间除公务活动外,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事诗。将驻藏大臣作为诗人群体,考察其创作的藏事诗,发现诗中蕴含着比历史文献更为鲜活丰富的政治文化价值:充分展现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措施及成效,多角度描绘了清代各民族文化的大交融和国家的大一统,昭示了文人士大夫对国祚苍生的使命与担当,多维度呈现了清代西藏地方多姿多彩的人文与社会。     

略论清朝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藏人民和其它各兄弟民族一道,在共同缔造祖国大家庭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做了光荣的贡献。西藏地方从元朝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后,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明、清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充分体现了元、明、清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地方主权。清朝继元、明两朝对西藏地方的施政,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全面地行使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这本来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近百年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同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刍议——“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书”撰写时间探析

自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理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在主权管辖上一脉相承,中华民国时期亦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为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制定过许多政策和措施,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主权隶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