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眼”

１一提起“诗眼”、“词眼”就会使人想起那些几经锤炼，在诗、词中起画龙点睛作用的字眼。这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作些考察，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还是不够全面的。“诗眼”、“词眼”这些概念的出现，并不太早。一般只能追溯到宋、元。如有人曾指出：“‘诗眼’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诗云：‘天工忽向背，诗眼巧增损。’范成大也在诗中写到‘诗眼’：‘道眼已空诗眼在。梅花欲动雪花稀。’范温的诗话更以‘诗眼’为名，题为《潜溪诗眼》。‘词眼’一词，首见于元代陆友仁的《词旨》。《词旨》分八部分，其六专论‘词眼’。虽然‘诗…     

语文课课眼设置刍议

文有文眼 ,戏有戏眼 ,一堂成功的语文课 ,也应有最能吸引学生的闪光点———课眼。抓住它 ,可以纲举目张 ,通过它 ,学生可以窥探全课之精髓 ,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 ,有重点、有条理、有系统地掌握知识。课眼的设置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课文的“文眼”或“诗眼”即可作为课眼“文眼”是作者炼字立意、叙事描景、理线点题之结晶 ;“诗眼”则是诗的意境的浓缩、诗人情感的真实再现。有些课文 ,教师可以直接把“文眼”或“诗眼”作为课眼 ,准确把握作品主旨。如《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题目中的“记念”即是该文的“文眼” ,教师在讲…     

一个现代人的生命断片——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绎读简

里尔克的诗《沉重的时刻》呈现了一个现代人的生命断片，不仅触及到其时代的痛点，更是对现代人“赢弱、荒诞和虚无”的生存感觉的特写。全诗共四节，每节分别以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哭”、“笑”、“走”、“死”为诗眼，藉以不断复返的修辞和意象，传达出诗人里尔克对现代人的存在乃偶在、无根和向死存在的独特理解。     

历代“诗眼”说述评

“诗眼说”是在文学土壤上产生的,然而,何以以“眼”说诗而提出诗眼概念,这是受到哲学和绘画理论的影响。孟子尝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离娄章句上》)这里,孟子生动地说明了“眸子”这一局部与“人”这一整体的关系,最早涉及到了以“眼”体现人的精神的问题。我国古代绘画在魏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着重于借签得失的功能转向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在这一变化中,顾恺之的“传神论”有     

《潜溪诗眼》之诗学价值

《潜溪诗眼》条目虽不多，但其中却有富含诗学价值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识”、“炼字”、“命意”等的内容。其论“识”，与黄庭坚、严羽之论有相通之处；其论“句法”，亦有可取之处，与黄庭坚、吕本中有同有异；其论“命意”，涉及“言”与“意”之重要内涵。     

论古代诗词的“诗眼”和“词眼”

古人写诗作词,讲究锤炼字、词,锤炼得当的字、词,成为整个一首诗词的“诗眼”、“词眼”,在关键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传神作用,使得整首诗词生动而富于情趣,诗意精炼而意境大增。本文试从古人诗词名句的欣赏中,归纳“诗眼”、“词眼一带给整首诗词精妙意境的作用,进而探讨古诗词锤炼“字眼“、”词眼“的一些技法,以便我们能够在古代诗词鉴赏中．真正把握其深刻意境。     

从我“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世界对后现代的省思

作者以诗人的“诗眼”来透视和指陈后现代主义;在此基础上,说明和描述了自己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理论世界,并以“零度创作”观念、诗人创作思想、时空间造型的统化力及永恒的真理的引力丰富之,从而构筑了诗的立体理论工程。     

鸟不走，马不飞

有人问袁枚，清朝诗歌中谁写得最好呢？袁枚反问他，《诗经》有300多篇文章，你以为哪篇最好呢？那个人回答不出来。袁枚于是对他说：“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诗歌正如不同季节里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各有其妖娆的姿态。所谓各花八各眼，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只要诗歌的音韵情趣“能动人心目”的，就是好诗，无所谓第一第二。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     

活字与“the living word”的对应理解

Jespersen在其经典之作Philosophy ofGrammar里提到汉语语言学家对动词的另一个称谓,并将其英译为“the living word”。从术语翻译的三大标准来看,并结合对Jespersen相关著作的研读,邓文韬等将此英文表达还原成“活字”显然比“有活力的词”更恰当。但邓文韬将此“活字”与“诗之眼”等同起来却又有失偏颇。通过对“活字”的由来和意义详尽的梳理,可知这个语法术语与诗眼有本质区别,“活字”才是“the living word”的准确对应。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试以《通感》、《诗可以怨》为例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通感》、《诗可以怨》体现了钱钟书诗学观的一个侧面,可谓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佳作。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春江花月夜>的双重诗眼探析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双重诗眼“生”与“孤”。作者意在通过自然界与人类的生存现象“合则生”、“离则孤” ,来说明宇宙万物生存的法则规律 ,并由此展示审美主体的生命意识与审美理想     

明·项圣谟《王维诗意图》

此册为项圣谟、吴必荣等诸家合绘王维诗意图，共十六开，内项圣谟所绘为两开。第一开，本幅自题：“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崇祯二年二月晦日，项圣谟补图明知不入世眼，自得其致已耳，何必向画中人察其声色，”钤印：“项圣谟印”、“孔彰父”。本幅有鉴藏印记“张绗私印”，裱边有鹪题记并藏印二方。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傍地走”应作何解

初中语文第二册《木兰诗》一诗的最后写木兰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恢复了女地装，使“同行十二年”的“伙伴皆惊忙”之后，诗中有一段作为附文的诗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推雌”。其中“傍地走”一语，课文注释是：“使地走，’贴着地面跑。”此解乍看，似乎合理，但仔细一想，又觉甚为不妥。试想，两只兔子将身体“贴着地面”，怎么能“跑”得起来？这岂不令人费解？其实，“信地走”决不应解释为“贴着地面跑”，而应解释为“靠近了地面跑”或“并排在地面上跑”，才算说得通。而书中解释的错误主要在：“傍…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白居易“兴化亭送别”与“《一字至七字诗》”

据南家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卷三十九记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大和三年春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义回到洛阳。行前，“朝贤悉会兴化事送别。酒酣，各请一字至七字诗，以题为韵。”“王起赋花诗，李绅赋月诗，令狐楚赋山诗，元镇赋茶诗，沈扶赋愁诗，韦式郎中赋竹诗，张籍司业赋花诗，范尧位道士赋书字诗，居易赋诗字诗”。关于“兴化事送别”一事，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据朱金城撰（白居易集笔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所作前言，认为“考大和三年春”，王起、李绅、令狐楚、元镇“均不在…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