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下)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具体的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上)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的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巴蜀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拓与贡献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作家的开拓创新.活跃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巴蜀诗人,是一支有着强烈开拓创新意识的文学劲旅.在当代诗歌发展的各个时段,他们多发挥了首开先河、奠基开派与砥柱中流的重大作用.在民族诗型、多样风格、诗歌理论的建设上,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与非凡的创造.追溯巴蜀诗人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拓性贡献,对冲破当下诗歌困境、推动中国文学走向繁荣有重要现实意义.     

寻求文道关系的平衡——唐古文运动和明前后七子复古比较观照

从文道关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受不同时期社会主导思潮的影响,呈现出由重道或重文引起的文坛风气左右摇摆的现象。尽管更多的时候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和实践,但是,“文质彬彬”的文学范式始终是传统儒家自觉或不自觉维护和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如果把这一目标作为一个标准,从“文胜”或“质(道)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复古或新变,则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质上是在寻求、维护这一理想范式的宗旨下进行的以弘扬古典为创新模式的文学革新运动;如果说唐代古文运动旨在让日益衰微的儒道回归文学,目的在于纠“文胜”之“左”,明代前后七子则在于反“道胜”之“右”——力图摆脱过度强化的理学对“文”的排斥和异化。     

汤显祖与前后七子的传承关系

汤显祖历来被看作反前后七子的主将,但其大量的诗文作品表明,无论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上,他都与前后七子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具体体现在张扬情感、重格调、借鉴古人古法等三个方面。     

略论前后七子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眉

明代文学研究者多以为前后七子重复古摸拟，缺乏艺术个性，其实他们并非轻视个性与创造精神，只是出于时代原因，其文学思想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前七子经历了由“弘治中兴”到正德昏愤王朝的变迁，文学风格表现为追求雅正雄壮的审美理想与情激悲凉的创作现实难之以统一；后七子身处主威臣谄，排陷激烈的嘉靖朝后期，文学风格表现为强调个人才情与取法传统格调之不能协调。尽管如此，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还是朝着突出个性、才情的方向蹒跚地前进。     

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再认识

关于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学界向来纠缠不清,褒贬不一,特别是自明代以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一直为世人所误解,所以,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七子的复古理论,是研究七子文学理论的关键。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实质就是反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七子派复古的目的就在于对于文学创作中的理学化倾向进行去魅,从而恢复情感在文学中的价值,可以说,重情就是七子派文学复古理论的核心。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的巴蜀诗人诗作

本论文立足于巴蜀诗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探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论文试图梳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巴蜀作家位于的坐标位置.论文从大学校报、纯文学刊物等报刊杂志群体现象分析巴蜀整体的思想文化氛围与全国的思想文化氛围之间的差异性;从周太玄、叶伯和、郭沫若等个案研究中,透视巴蜀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独特贡献.     

论前七子以复古抵制宋儒理学对文学的侵入

明朝理学治国的政策使宋儒理学大肆侵入文学,造成了严重的文学危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开启了复古运动来抵制这种侵入,并采取了具体的策略:通过对文学与道关系的梳理来重新确立文的独立,对情进行重新认识并还原了文学的本质特征,对归与途的理解辨析了复古的具体主张.这次复古运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理学的侵入,促进了文学的独立与发展,也使文坛开始活跃.     

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晚清名臣故居旅游开发理念的构建——以曾国藩故居旅游开发为例

晚清名臣故居在上个世纪末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旅游开发,现多数还处于浅度旅游开发阶段,存在问题较多。开发好这类名人故居旅游资源,要树立正确的旅游开发理念。重点是结合相应晚清名臣历史个性,打造文化品牌,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做到隐性旅游资源显性化表述。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     

隐逸:仕途憧憬的逆向缓冲--唐末诗人的隐居与诗歌创作

隐逸是唐末诗人的生存状态之一 ,由于时代不同 ,他们的隐逸方式也各具特色 ,在隐逸中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感情。隐逸对唐末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使他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均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唐宋人蜀文人与巴蜀文化之缘

巴蜀文化自古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经济文化尤其发达的唐宋时期还吸引了一批非蜀籍的文人墨客流寓于此,出现了自古词人多入蜀的高峰盛况。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其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唐宋文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巴蜀文化的兼容并包、汇纳百川。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戏曲评点与晚明士人精神

戏曲评点兴起于明代中叶,评点者或阐发文学见解,或"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但是,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同时,受作品具体描写的触动,时时会表达文学批评以外的见解:既有对儒家伦理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坚守,也有对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世态炎凉的感慨;既有对虚伪道学的嘲讽和对侠义的崇尚,也有对梦幻时代梦幻人生的感悟。它们共同折射出晚明时期士人的心态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