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改革意在重构社区治理架构,强化社区参与,以完善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保护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三社联动”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通过下沉基层社区治理平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平台建设。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小区体征：城市社区治理指数的底层逻辑

城市社区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如何才能对这些千差万别的社区进行横向比较,如何才能科学地测量社区治理的质量?本文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案例,指出：发现和提炼“小区体征”是科学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指数的基础;“小区体征”包含管理精细、社群活力、居民满意、能力进步四个基本维度;基于小区分类和小区体征所形成的社区治理指数不依赖传统的问卷调查,将静态数据与动态数据、线上生成数据与线下采集数据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更加科学、全面地评估社区治理绩效,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功能,在新技术赋能下实现“定期体检”式的评测工具向“健康监控”式治理助手的转型。     

城市老小区居民自治及其小区组织化——对X小区安全自治实践及其社区治理基础的思考

小区是社区的基础,小区组织化是小区自治的基础,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小区组织化与社区组织化存在着差异。X小区十年间三次引进物业管理公司开展市场化运作,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获得了成功。考察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都在于小区组织体系是否完善及运行状况是否良好。通过组织化,把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纳入组织体系,在组织化过程中让居民接受社区建设教育,逐步形成社区建设的新文化、新传统,才是社区建设的通途。实践和研究发现：小区组织力量是发现、培育和积累的过程,小区组织化需要相应的社区治理理念建设,小区组织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过程和结果,小区组织化发展要抓住时机和注重策略。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从封闭小区到开放街区：城市社区重组与治理重建

以陈家湖社区的街区制改革实践为例,分析从封闭小区到开放街区及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及其化解之道。小区开放及开放街区建设不仅是小区物理空间的开放,也是社区社会空间、组织空间、权力空间、管理空间和认同空间的重构;不仅涉及到居民生活便利与安全,也涉及到居民的权益和社区的公共产权和治权;不仅需要对社区组织、管理、服务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重组和创新,也需要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角色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研究——以L市L小区为例

当前,随着绿色化、智能化社区的建立,有效的社区治理仍然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但因为地区经济、文化、资源等领域发展程度不同,业委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居民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互动过程中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以L市L小区为个案,发现存在原业委会不作为,业委会重选困难重重;物业公司态度、服务跟不上;小区居民怨气与日俱增等困境。其根源在于主体角色间各执己见、互不认同,难以达成共识;居委会角色被边缘化,难以发挥角色作用;沟通机制原有功能退化,转而成为居民表达愤懑情绪的平台。综上,由于L小区各主体未能按照应有规则履行相应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追求更高质量（温度与风度并存）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冲突,这对建设和谐小区氛围造成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区治理必须加强各主体角色定位与识别,严格按照角色规范实施行为,增强对彼此角色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