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与风险规避——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

技术革新催生了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平台型企业。不同于传统型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样态。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厘清平台型企业的特性以及对传统监管范式的挑战,揭示监管机构与平台型企业的耦合逻辑。平台型企业与监管机构的价值趋同性强化了价值认同;正式制度与平台自治的互补是两者耦合的制度基础,平台型企业以自身禀赋成为监管链条的一环;监管机构的主动求变与被动调适是平台型企业发展所带来的两种行动路径,通过政企数据共享等达成协同共治的行动耦合,塑造了政企关系的新形态。而潜在的风险伴随着两者的耦合逻辑,以“良序”理念建立“良序监管模式”,以期提升监管效能、促进平台型企业发展。     

美英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分析与借鉴

通过对关、英两国研究生教育及其外部质量保障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英、美两国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存在一些共同点,但由于两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二者的发展历程、保障目的、保障机构、质量标准、参加评估的意愿度、评估针对性和外部保障地位有所不同。通过分析比较英、美两国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特点,从而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了一定保障和借鉴：要处理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个适性、内适性以及外适性的关系;终结性评估和过程性评估要相结合;政府管理职能从直接性、事务性的管理向间接性、宏观性的管理转变;积极支持和利用非政府性的民间评估机构和组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教育认证制度;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应用到评估过程中。     

监管型国家背景下独立监管机构的发展与启示——基于美国、德国、巴西三国监管机构的观察

以专业、独立著称的独立监管机构是监管型国家的重要制度基础,可为我国监管体制改革提供经验借鉴,但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监管模式还缺乏深入、全面的分析。结合独立监管机构的源起和全球扩散,采用比较公共行政的方法,对美国、德国、巴西三个代表性国家独立监管机构的模式、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美国、德国、巴西的独立监管机构分别代表了委员会模式、内设模式和标准化模式。它们在人事自主性、财务独立性、决策独立性等方面既有共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包括创设目的和背景、利益相关者博弈、制度传统与禀赋、政策学习与示范等。基于对各国独立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的监管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电信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研究

为了建立科学的电信监管体制,对世界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的电信监管体制进行了简要分析。从世界范围看,多数国家通过电信立法确立电信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电信监管机构不仅应当依法设立,而且应当独立行使职权,不受来自政府和企业的限制和约束。因此,中国应当适时建立专门性的融合型电信监管机构。     

金融监管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金融业经历了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数度变迁。九十年代以来推行混业经营已成为一种趋势 ,金融监管制度也不断创新。英、日、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建立单一监管机制。加入 WTO之后 ,我国有着实行混业经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与之相适应 ,当务之急是确立一个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选择并构建适当的监管模式     

法德英证券监管体制研究--以证券监管主体在近代的变迁为线索

法、德、英等欧盟主要国家的证券监管体制近年来已发生显著变化,并且在政府干预的介入、迈向综合监管模式、妥适地保留自律管理的传统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又仰赖不同的制度资源形成各自不同的监管体制。     

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的成因——对英国与美国的比较考察

英美两国被认为是"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代表国家,但它们却在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英国的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以股东会中心主义为基础,而美国的制度则是以董事会中心主义为导向。从形成原因来看,美国和英国在这个制度领域里的基础理念分野并不是因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于两国在各自制度形成过程中不同的政治力量角逐的结果。英国的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使得他们掌握了制度发展的方向,而美国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使得分别统治州和联邦的不同利益集团在制度形成过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和发挥不同的影响力。     

美德两国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为使宪法从名义宪法成为规范宪法 ,建立和完善宪法保障制度尤其是违宪审查制度必不可少。从这一目的出发 ,对美德两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方式、审查时机、审查结果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并就影响两国违宪审查制度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剖解 ,以期对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有所借鉴和启迪。     

试论电信诈骗的类型及防控

电信诈骗的类型层出不穷,其骗术的迷惑性也千差万别.相对于传统诈骗方式,电信诈骗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进行诈骗.为防止电信诈骗发生,我们应当从完善手机SIM卡实名制法规制度、制定有关电信运营商的监管职责法规制度、建立重要电信设备监管法规制度三方面进行规制.     

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公用事业民营化是解决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有效途径之一。公用事业的民营化与竞争机制的引进相辅相成。公用事业的民营化进程需要较为宏观的法律制度安排,规范的公用事业市场准入制度,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规范的特许经营和项目承包合同竞争市场。同时,应当充分尊重和保护民营化的多种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公用事业的监管机构及其职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多重制度环境下的资源视角

制度理论的引入,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中对母国与东道国环境差异的刻画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存在多种类型的制度差异,但还没有充分辨识出这些制度差异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不同影响。通过对中国210家上市公司2008—2012年间发生的538项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文化差异,规制差异对技术资源与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而在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分组检验中发现,在进入制度评分比中国高的东道国时,相比规制差异,文化差异对资源与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以上研究为更全面、细致地理解制度理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进入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实践指导。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机构独立性的制度选择

为了保证规制的行政效率,建立独立于行政体系的规制机构已成为规制治理的国际趋势.但是,自然垄断产业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不同特点是立法权、执行权、裁决权集中于规制机构,规制机构享有广泛和自由裁量性的强制权力.规制机构的独立性意味着权力滥用的风险,必须保持法律控制的有效性才能实现规制制度的均衡.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机构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的问题,但转型时期,还无法达到完全独立的制度目标.根据独立规制的制度目标和规制制度的国际经验,基于规制的现实条件,中国选择相对独立的规制模式是最为适宜的制度安排.     

主体选择: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视角及问题域

主体选择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视角,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的基础理论、系统构成、制度保障及运作机制等构成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主体选择研究问题域中的基本问题。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组织、公众及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保障和巩固公共权力组织主导的、以公共性社会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公众本位循环评估机制,必须加强评估主体选择的制度建设。     

判决中不同意见公开议题之再研究

判决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反对，这是由于两者在制度类型上的差异所致。在我国，公布不同意见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克服合议庭评议过程流于形式化，有助于强化法官责任制，增强法院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     

信念、权威与制度选择——基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的思考

关于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选择机理的分析,以往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技术结构、资源禀赋和文化方面,这种解释的最大缺陷是对人的作用重视不足。该文借助于中国“人民公社制度”选择的逻辑分析,构造了一个内生信念与权威的模型,系统论述了制度选择的机理。文章的观点是,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是为了其特定的功能,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个人信念和权威;个人信念经过主导集团的认可、加工与宣传,最终成为社会信念,以社会信念为基础的制度选择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     

政治学视野中的黑恶势力犯罪治理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公私合作困境的理论解析及其评价

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的扩展,推动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机制的重构。由于管理、制度、组织和治理工具等方面支持的不足．公私合作及其机制建构面临不同的困境。新公共管理、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治理工具论和理性选择论对公私合作与互动的理论解析,反映了公私合作的复杂多样性,不仅需要宏观的综合性理论分析,而且需要照应公私合作过程及多次博弈的情境,深入分析合作者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机制,把握合作僵局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原因,才能建构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契约视角下城市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作为以提升城市公用事业运营效率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公私合作制（PPP）本质上是一组契约的组合。在理论上,PPP契约网络中的各利益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从影响力和相关度两个维度看,公共部门与私人投资者间的利益协调是维系公私合作制的关键所在。然而公私部门的价值目标差异将导致双方陷入非合作博弈,产生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局面。为破解这一治理困境,亟需通过PPP立法平衡公私双方利益冲突,实现政府职能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转变,并创设以提升效率为核心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