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医治:《淮南子》化解危机的哲学

汉初面临种种冲突,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首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彰显汉初时代哲学思潮的是<淮南子>,它以道家思想统摄各家学说,具有综合先秦诸子之学的意蕴.主张天地万物是"阴阳和合而万物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所以存有的原由和本根.道分天道、地道、人道,天人之际相通相感.天人之际作为汉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淮南子>以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为其主题而展开论述,若天人之际不和谐,就会给人带来灾难.圣人以至诚的精神,与天相通相感.人的神、形、气相依不离,皆得其宜.人在保养精神中,实现自身价值.<淮南子>依据其对现实社会的体认,采取无为而治的设计方案,作为为政治国的实施原则和政策.它与老子以"天地不仁"异,而认为天道、圣人是讲仁义、行仁义的.     

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与深刻意蕴——重思孔子“无友不如己者”教诲的实质含义

历来注家对“无友不如己者”一句主要有四种解释,即求胜己者为友、不与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与如己者为友和没有朋友不如自己。这四种解读可以说都有各自的道理,但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此语之实质含义,须结合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整体思想脉络和精神旨趣。孔孟论师说友皆本乎学,以讲学修德、责善辅仁为要旨,重在强调向他人学习的开放观念及态度。孔孟论师友之道目的不仅是个人的修德明道,更在于建立一种师友以道义相交的精神共同体,进而力图在公共政治领域推广此师友之道,以塑造一种协同合作的道义性政治关系来实〖JP2〗现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后儒发扬孔孟之遗意,进一步扩展了朋友一伦的伦理意义。从修养德性、共求道义,到维持人伦,乃至治平天下,皆须师友的夹辅,这体现了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和深刻意蕴所在。     

齐物与忠恕:章太炎“以庄证孔”思想发微

章太炎曾自称其学为"以庄证孔",即以庄子的"齐物"哲学解释孔子的"忠恕之道",他因此提出"尽忠恕者是惟庄生能之""齐物即忠恕两举者"等理论。太炎将"齐物"与"忠恕"相贯通的内在理路是:他先以佛学之"真如"——"平等"证庄子之"无我"——"齐物",再以庄子之"无我"——"齐物"证孔子之"忠恕之道"。如果说传统学界对"忠恕"的解释是"有己之忠恕",那么,太炎基于庄学和佛学的"忠恕"则是"无己之忠道"与"有己之恕道"两相并举,传统解释重"恕道",太炎更重"忠道";传统之"忠道"是反己尽己,太炎之"忠道"是虚己尽彼。他强调以"恕道"推度他者之时,同时需要以"忠道"整全地观照他者,此庶几有补儒学"絜矩之道"之所可能产生的为孔子所始料未及的种种负面影响。太炎先"以佛证庄"再以"以庄证孔"之思想关怀,是以东方古典思想对所谓公理、自由、平等等近代西方启蒙理念进行批判和重建。     

“无友不如己者”正义——兼论孔门的交友之道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自朱熹以来多释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样解释不仅不合逻辑,难以实行,而且与《论语》本章立意相捍格。本章立意乃"勉人为君子"。按照孔子言说的语境,他是告诫君子要"主忠信",不要和忠信不如己者为友,这既是君子的交友原则,也是孔门的交友之道。在交友问题上,不仅孔子能够言传身教,率先垂范,而且孔门弟子都能深切领会,身体力行。子夏与子张在交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理解分歧,不是原则分歧。子夏所说"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坚持的是"无友不如己者"的交友之道。子张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是指君子的接人待物,治国理政。前者是狭义的交友,后者是广义的交友,所论不在一个层面。而作为孔门交友之道的"无友不如己者",与"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义,不能与一般的社会交往混淆。     

论贾谊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

贾谊以"人性非甚相远"、"习"以成善恶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其崇仁尚礼的治国方略.他认为治国之道既需要礼法也需要仁义,礼法是仁义的外在表现和形式,仁义是礼法的实质和核心,礼法与仁义二者是有机地统一的,不可或缺.贾谊治国学说对当代中国治国模式的选择有一定参考价值.     

庄子真的反对儒家仁义吗?——兼驳李磎《广废庄论》

晚唐儒者李磎的《广废庄论》对庄子的"虚无"、"天命"、"因任"及"性情"思想提出批评,理路清晰、严谨。但其对"虚无"、"天命"、"性情"的批评没有切中《庄子》要害,在概念厘清上尚有欠缺;对"因任"的批评最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其要害在于庄子是否真的反仁义而倡因任。本文从庄子的问题意识和仁义观出发给予回应,指出庄子反对的是伪仁义,倡导以"真"保证"仁义"的本质,对"仁义"被利用而变"伪"的现象进行纠偏。这一思路与原始儒家重"真"贵"情"的精神实际上并不违背。     

法儒道三家人生哲学比较研究

法家学说以人性恶为理论前提,主张任法治世,故视其为"恶人学说";儒家学说则以人性本善为基,强调道德仁义,着意于为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之人建造和谐生活的秩序,故视其为"常人学说";道家学说则主张用自然无为之道教化民众、经营人生,超越而远识,故视其为"圣人学说"。三家人生哲学当互涵统摄,兼取并用,方是人类长治久安之道。     

船山师友记弟二

蔡忠烈道宪蔡道宪。字元白。晋江人。崇祯十年进士。为长沙推官地多盗察豪民通盗者。把其罪而任之。盗方劫富窒分财。收者已至富家远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恶少年闭门谋为盗。启户捕卒巳至其门惊逸去。吉王府宗人恣为奸道宪先治而后启王。王召责之。抗声今四海鼎沸寇盗日滋王不爱民。一旦挺而走险能独与此曹保富贵乎。王悟遣之。十六年五张献忠陷武昌。长沙大震。承天巡抚王揚基提所部千人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     

先秦“道德”概念的形成及其伦理化考述

考察先秦典籍,诸子各家所言的"道、德"源头上共通,从《尚书》、《周礼》到最初以孔子、老子、管子为代表的儒道法三家,其所论述的"道"与"德"都据古书,认为"道"是本体,"德"为性德。从"道德"一词的连用始,"道德"概念渐渐模糊于"仁义","道德"所言之物与古圣贤也渐行渐远。形而上之"道、德"具象化后等同于"德",进而等同于"仁义礼乐","道德"也逐渐成为一个伦理概念。     

立位、行道与为己——《中庸》“素位而行”思想析义

要理解儒家对于"人"的思想并懂得一个"人"应当如何立身处世,就要从君子之"行"中找寻答案。"素位而行"是《中庸》对君子行为的重要表述,但人们或认为其包含有不思进取的意味,或认为其与"不越位"同义,未能准确把握其内涵。依据《中庸》,"素位而行"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立位、行道、为己。立"位"修德,强调了立足根基而有作为;守"道"而行,强调了自得于道的精神境界;为"己"之学,强调了自身价值的实现。可以说,"素位而行"关涉人生修养、人生作为、人生态度多个方面,体现了君子之所当立、所当行及所当为,其意义与价值也在不同的方面被不断继承和发展。     

庄子对墨家的批驳及其原因论析

庄子对墨家的批评和驳难主要集中在责其"淆是非"、"乱人性"、"毁道德"、"贼天下"四个方面。庄子将墨家的辩论视为无用的"骈拇枝指",并指责其混淆是非,扰乱人心。他认为墨家宣扬仁义本身就是对"道"的损害,徒然为乱天下。然而,墨家主张上同于"天"、以"天"立教,与道家主张上同于"道"、以"道"立教本质相同。庄子批驳墨家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墨家"天志"、"明鬼"、"非命"、"尚同"、"法仪"诸说没有引起庄子的注意,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墨家的说教不符合道家自然无为的旨趣。墨家虽然强调"天"、"人"之际,但因"道"性"无为",墨家对"天志"等的论说并不为庄子所承认。庄子以其自然之"道"对墨家的仁义说教和辩论予以批驳,自然也难逃"隐于小成"的命运。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辨析

学者们对"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理解颇有争议。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既有丰富的修己成仁之学,也有德化、礼治等治国思想,还有性与天道的形上哲理。孔子之"道"是多维的,而以尽己、推己为核心理念的忠恕之道,则是其多维理想之道的根基所在。曾子对"夫子之道"的概括是切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老子》中“自然”诸义及其在魏晋玄学之分殊

在《老子》中,出于"自"者不必合于"道","自然"虽合于道却因其"自"之不同而彰显出不同意蕴:万物之自然与百姓之自然虽出于"自"且合于道,却以圣人高度精神化的作为去除其内外之扰为前提。圣人之自然则以高度精神化的觉悟与修道守道为特征,而作为范导性的道之自然又是这些不同自然的前提与根据。故"自然"虽为一正价值,其价值却有质与量的差异。没有纯粹的自然,更不存在高于道的自然。在魏晋玄学家思想中,一方面,自然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与最高价值;另一方面,《老子》中的几层自然义分别得到发挥。王弼发挥了万物之自然义,嵇康发挥了民之自然义,郭象发挥了圣人之自然义。以道之下的自然为自然,并以自然来规定道,道注定沉沦。以道规定自然,以道之自然为真正自然,道与自然或复明矣。     

王船山对位财与仁义关系的生存论阐释——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王船山从天人关系的视域阐释了位财与仁义的关系:作为天地之心的人,是天地借以用来治理和使用万物的;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现象的位财,是天地用来治理和使用人、也是人类实现自治的重要方式;作为人类德性的仁义,是天地一阴一阳之道及生生之德的呈现。二者关系可概括为:位者仁之藏,财者义之具;仁以守位,义以理财。基于"生生之谓易"的易学语境和儒家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传统,船山从人类与万物"生成"和"存有"的存在论视域阐释了位财仁义的本体论内涵。     

精神--人与道的悖论

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总法则,认为人和天地万物均出于道,均应遵循道.但人们却往往背离了道.人为什么背离了道?因为人有精神,精神有其自由性.行为受精神支配,故行为亦有自由性,可以"无为"而顺应自然或道,也可"妄作"而违逆自然或道.那么人应通过什么途径来体道以合于道?精神虽是人背离道的原因,但道家认为体道还须通过精神,只有精神才能体悟道.     

"君子"与修身: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二

儒家政治社会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君子教育途径设计与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相一致。强调君子"以修身为本"的内修之道,以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为主体的外铄之道,及践行其已修之"仁义"之道的"外王"途径。最后达到其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的君子人格塑造目标。内修、外铄与践行三者紧密结合,就是儒家君子修身的途径设计。     

从《庄子》之"野"看儒道互补

<庄子>之"野"与形上道体相联结,它或隐喻万物的自由之性,或隐喻道乡、道域的自由之境,而归根结底落脚于"自由".先秦儒家或"以礼论野",或"以仁义论野",其"野"归根结底落脚于"规范".庄子之"野"与先秦儒家之"野"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儒、道哲学的整体差异.因此,庄子之"野"不仅是理解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在客观上成为透视儒、道哲学分途、互补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后者而言,它所揭示的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