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一种类型的新与变:从“红色经典”到“谍战剧”

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在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书写和类型化策略诸方面的表现与运用上呈现出全新面貌,最终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类型取代。具备商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在高潮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但只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纠正对正史的歪曲和戏说,避免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达到类型的突破和创新,谍战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红色经典”主流价值与当下文艺创作研究——以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为例

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曾影响了几代人成长,其中蕴涵的主流价值、精神实质,在革命战争年代给人以力量和勇气,在和平建设时期给人以激励和鼓舞。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和深入,中国的社会意识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红色经典被"当代化"的情况下,就必须用理性的眼光,探寻主流价值新的表现形态及其意义,以达到优秀红色文艺作品启迪和升华民众思想的作用。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红色经典”:艺术真实是怎样转变成历史真实的

重新评判红色经典的功过是非,关键并不在于它本身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而是要研究它怎样被转化成了历史真实;只有解决了这一重大而务实的理论问题,才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因素,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因此,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非意气用事的妄加指责,才是正确对待红色经典现象的批判理性精神。     

“红色经典”中的“女追男跑”现象及成因探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系列小说在描写男女爱情关系时,都具有“女追男跑”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影响,作家自觉塑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企求的当代英雄形象;二是因为“女追男跑”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早已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之中,遇合五六十年代特殊的创作环境,因而本能的被“激活”。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后现代影视的话语膨胀与语言游戏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嬗变 ,后现代影视呈现出话语膨胀与语言游戏的特征 ,既动摇固有秩序 ,又容易流于恶俗。     

从流行走向"经典":大众文本形态分析

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由于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的认可,大众文本正不断地被"经典化",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显示出大众文本的繁荣.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反叛与倚重:红色经典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双重态度

红色经典与传统性别伦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错位对接关系,既大胆反叛传统性别伦理,又难以逃离其内在制约,"反叛"从话语层面应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倚重"从心理深层认同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倚重的双重态度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长历程,同时也是红色经典能够被经典化的根源所在。     

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

由于内在机缘和外在契机的双重影响,"红色经典"的改编与重拍在近年来出现热潮,但改编后的影视剧却未能重现昔日的"经典"。故事模式、人物形象和爱情戏的掺入,使其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差太远,并在商业运作的导向下,呈现出媚俗化倾向,越过了观众的接受底线,从而招致非议,这不利于影视剧自身艺术的健康发展。"红色经典"的改编和重拍是必要的,但是在提防媚俗化商业倾向的同时,如何再次成为经典,这是其作为艺术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红色经典”版本研究的误区与矫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批如今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版本研究业已有诸多成果,但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包括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红色经典"潜在或显在的学术偏见等,由此造成了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规范。正因如此,研究"红色经典"的版本应该要注意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与功底,展开不带定见的精校细读,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综合研究,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     

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效果

从传播学角度对红色经典及其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是深入研究红色经典的重要方面.红色经典自诞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传播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80年代末(1977-1989年)为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效果分别可以用子弹理论/强大效果模式、有限效果模式和适度效果模式加以描述和分析.衍生文本的盛行,是红色经典传播中的突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