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在务实的基础上创新——读殷光熹《楚骚:华夏文明之光》

殷光熹先生专著《楚骚:华夏文明之光》(以下简称《楚骚》),前不久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前言曰:“本书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对屈原思想的研究;二是探讨楚辞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三是‘二招’     

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

《文选》一书究竟编定于什么时候,历来说法不一。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云: 《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诔、碑、懿、行状等为三十卷。 文末并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个说法,今人多不予重视,因为一般都认为《文选》不录存者之作,而何逊据《梁书》及《南史》本传,当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左右。但《文选》所收作品中有刘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和陆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

《文选》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此书选录了东周、秦、汉、三国、晋、宋、齐、梁八代诗文作品700余篇，英华荟萃，佳作如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远在隋唐之际，就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文选》。当时称研究《文选》的学问为“文选学”。“文选学”研究的方面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本文拟对《文选》的编者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文选》的主编者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是毫无疑义的。《梁书·昭明太子传》云：“所著……《文选》三十卷。”《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云：“（昭明太子）所著……《文选》三十卷。”《隋书·经籍志》著…     

伤逝惜原,抒愤托骚——贾谊《惜誓》综论

汉世即已流传天下的骚体诗作《惜誓》,可以认定为贾谊之作。东汉以来怀疑和否定《惜誓》为贾谊之作的三条主要理由,实际上难以成立。《惜誓》当作于贾谊被疏之后、任长沙王太傅之前,亦即文帝二年(前178)年末。《惜誓》的题意,乃悲哀远去。贾谊作《惜誓》,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文选》:自由精神主宰下多元文学的总汇

一、历史基础：独立人格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产生《文选》中的作品，除《古乐府》（三首）及《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已难考究外，其余所有人选的作品全为有名有姓的作者所创作。这一事实的历史文化含义所标志的是：独立人格以及独立的学术文化人格的存在已成为确定的文化历史现实了。显然，若没有这一文化历史现实的存在，便不可能有《文选》作品作者的历史存在，便不可能有《文选》出世。独立人格与独立的文化人格的产生，在我国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阶段。殷周两代实行的都是高度垄断性的文化政策。商代的学术文化为王室甲骨文化，即是“…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     

端午祭祀屈原源流考

端午祭祀屈原可以上溯到东汉灵帝以前,端午纪念屈原的诸多习俗是以汨罗、武陵为中心发散性传播的。朝廷公祭屈原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将诸祠庙增入祀典后,规定春秋两祭,明太祖圣谕五月五日岁时至祭,今台湾五月端午和十月水仙诞辰两次祭祀屈原。端午纪念屈原或可谓屈原五月五日沉江的民俗证据。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上）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谲怪之一篇,全诗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字,完全以问句之形式写成。内容白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到历史人事,包罗万象,思想性颇高。后世学者、评家,或认为它是“问卜型文学”。或认为是一种“传承史诗”、“瞽史之歌”、“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等等,甚至有人不认同其为屈原所作,或不以为是文学作品。即便为文学作品,而其文学价值,在《楚辞》中亦为最低云云,可谓仁智互见,莫衷一是。实际上,《天问》为伟大之文学创作,亦是旷古绝今之第一等奇文,无庸置疑。而其写作技巧,更见手法高超,匠心独运。其中甚至以“参差”、“倒装”、“变换”、“省笔”、“错综”、“互文”等六种文句变化之技巧,验证屈原如何心营意造,力求文句变化生辉。此外,屈原确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有“惟圣人能尽文之妙”（黄侃《文心雎龙札记》）之修辞功力。乃在“技巧”方面,《天问》的修辞艺术归纳有“设疑法”、“层递法”、“错综法”、“讽托法”、“虚实法”、“引用法”、“借代法”、“排比法”、“对偶法”、“映衬法”、“对比法”、“重现法”等十二项。另外还有“比拟法”、“倒置法”、“转品法”、“比喻法”、“双关法”等数项修辞技巧,这足以证明屈原确拥有卓异不凡之才情,《天问》的确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清刘献庭《离骚经讲录》）,而屈原被赞评为“千古诗神”,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从楚辞神话看楚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

楚辞尤其是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大量运用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体现了楚辞的创作特色，同时也折射出楚民族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即：民族文化个性与理性兼融的精神气质、人神合一的文化特色、念祖爱国的民族精神。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纪念屈原诞辰2350周年汨罗高峰论坛综述

纪念屈原诞辰2350周年汨罗高峰论坛,有来自全国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五十余篇。专家们围绕屈原与汨罗、屈原与和谐社会建设、屈子文化园的规划、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台湾陈怡良教授楚辞研究述评

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四十余年,在楚辞研究和楚辞学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撰写出版了《楚辞天问研究》、《屈原文学论集》、《屈骚审关与修辞》三部楚辞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楚辞研究论文。他的楚辞研究既注重楚辞文本的研究,也注重楚辞背景的探讨,视野宏阔,引证丰富,善于在融会古今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守正出新,是台湾楚辞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陈怡良教授不仅在楚辞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给大学生、研究生开设楚辞专题研究课程,积极鼓励学生研读《楚辞》,指导楚辞学硕士论文七篇,博士论文两篇,是目前台湾地区培养楚辞学硕士和博士最多的学者．．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生卒年研究述评

以往的屈原生卒年研究，都围绕着《楚辞》中的“摄提”、“老冉冉”、“哀郢”等语词在转圈子，其中虽然获得了不少发现，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总的说来，离屈原生卒年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固然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系密切，但也与研究者们重“流”而不重“源”，研究方法上的欠科学等学术倾向不无关联。值得研究者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