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通俗唱法"与"通俗歌曲"的异同

本文论述了“通俗唱法”的外在因素以及她的演唱风格、演唱技巧,同时对“通俗歌曲”的内涵及外延作了说明,着力阐述了“通俗唱法”与“通俗歌曲”在“通俗”二字上的异同。     

浅议“中国唱法”的研究与发展

“中国唱法”是以喻宜普教授为会长的“中国声乐学会”暨“中国唱法研究会”于lop年初正式提出的。两年过去了，“中国唱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对“中国唱法”的研究也在步步深入。笔者不揣冒昧，对“中国唱法”的研究与发展等问题也提出几点浅见。一、“中国唱法”的     

华锺彦先生的《戏曲丛谭》及其他

作为国学基础著作，华锺彦先生的《戏曲丛谭》后出转精．贡献卓然。其首次提出“有唐一代，为中国戏曲变迁之重要关键”、“古今未色名同实异”等重要观点，并在“时剧”的探讨、歌舞与戏曲的关系、弹词与打连厢唱法、院本唱法遗迹“度曲八要”等方面均有独见。     

陕北民歌唱法探析

陕北民歌音调独特,唱法纷杂,看似那简单的“拦羊嗓子回牛声”,要唱得有声有律、原汁原味却并不容易。由于双四度叠置音调的大量使用和直音唱法、滑音唱法、颤音唱法、断腔唱法等演唱技巧的普遍运用,使陕北民歌的曲调既有悠扬高亢、粗犷奔放、铿锵有力的一面,又有时隐时现的朦胧轻巧、时急时缓的低婉吟诉。因此,只有用特有的技巧,才能把陕北民歌演唱得准确、地道。     

“美声”“民族”唱法浅谈

在声乐训练中正确理解“美声”和“民族”这两种唱法的概念、特点及风格是十分重要的。“美声”发声自如，声区统一，音域宽广，音色优美，读字清真，讲究连音技巧，善于控制音量，注重声音的穿透力，要求高位置共鸣、良好的歌唱呼吸和相对稳定的喉位。民族新唱法在继承优秀的民族演唱传统基础上，从声乐训练上大胆向美声唱法学习，注意真假声结合的混声唱法的运用，同时也注意到真声色彩的发挥，充分发挥各腔体的共鸣效果，追求高位置共鸣和正确的呼吸支持，咬字清晰，发声圆润通畅，明亮悦耳，民族风格强，而且扩展了音域，声音的可塑性强，演唱的路子宽，还能演唱外国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段。在实际训练中，这两种唱法应互相汲取。     

从古代注音及一字两读等看喉牙声转

所谓喉牙声转，就是喉音影、晓、匣和牙音（即今之舌根音）见、溪、群、疑之间的互转。由于它们的发音部位靠近，关系极为密切，因而常常互谐。喉牙声转是喉牙音中最常见、最重要并贯通古今的语音现象，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饶有趣味的音韵学原理。本文从谐声偏旁与反切上字的关系、反切又音、反切异文、喉牙二读、直音等古代注音材料、古注、一字两读等方百论证喉牙声转这一古音规律，同时对“上古音晓匣两纽读归见溪群纽”，中古以后的晓系字是魏晋以后“从上古的见溪群纽字分化出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清代四川寨堡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宋代诗学及其诗声理论影响着宋代乐学的理论发展与成就,并形成互联互通,较突出的理论是“声词相从”说、“乐为诗作”说和“声转机萌”说。这一融通来自于对先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诗乐合一观念的解释与发扬。“声词相从”说追求声意相谐,最高境界是“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乐为诗作”说强调乐为诗流、志本声用,并批判了宋代诗学与乐学上流行的“声依永”之观念;“声转机萌”说要求声韵要转换、歌诵需转喉等。这些理论是先秦诗乐合一观念的发展,特别是这一观念在宋代诗词曲乐中声律或声音等技巧层面上的具化。     

论"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实践操作及问题

“以意逆志”由先秦的《诗》学方法论,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经学方法论以及文学批评方法论。历来对“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操作聚讼纷纭。究其实质不外论及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时因侧重点有异而认识不同。正确处理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无疑是认识“以意逆志”的基本前提。“以意逆志”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以意逆志”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以今律古、以古律今或以己律他的做法均有失公允。     

南曲在“依字行腔”改革后的旋律异变规律

南曲原本采用“定腔传辞”的演唱方式,在使用“依字行腔”唱法后,南曲的定腔旋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只是,“依字行腔”的唱法并不是完全脱离南曲旧有固定旋律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本的调高、调式、主音、结音和旋律片段基础上,根据字声的变化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一方面,改变后的腔格要符合“依字行腔”唱法所规定的字声与腔格的配合规律;另一方面,曲家对旋律改造的过程也必须以原有旋律为依据,同时符合音乐本身的规则。     

浅析“边缘唱法“现象

本文分析了“边缘唱法”的演唱特点和多元化趋势,指出“边缘唱法”的出现有利于促进我国声乐界的百花齐放,对打破学院派一成不变的声乐理论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有着积极的作用。     

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即兴伴奏者如何准确塑造歌曲的音乐形象

一首歌曲完美的表现，除了歌词、旋律，还需要伴奏和歌唱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完成音乐形象的塑造。我们为歌曲配弹伴奏时，要综合运用钢琴技能、和声配置、曲式分析、基本乐理等知识，熟练地运用与歌曲旋律相适应的和声语汇和织体音型，做到内容和艺术的统一，使钢琴伴奏与歌声形成多声部的声响效果，共同塑造鲜明的音乐形象。     

赞达仁的演唱风格与技巧

赞达仁,也称赞达勒,是歌曲、歌谣的意思,它是鄂伦春族民歌的体裁形式之一,是类似于汉族山歌、小调一类歌曲体裁的统称。从节拍节奏上看,赞达仁可分为两大体裁类型：一类是节奏较自由,字少腔长,曲调粗犷豪放,高亢嘹亮,我们称其为山歌类型赞达仁;另一类是节奏规整,字腔统一,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旋律优美动听,委婉流畅,我们称其为小调类型赞达仁。由于体裁类型不同,所表现的音乐形象和音乐特征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演唱风格和方法上也不尽相同。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白苎体”与梁辰鱼的散曲创作

昆腔兴起,首先采用的是梁辰鱼。他作剧曲《浣纱记》诉诸场上,作散曲《江东白苎》吟咏推广。他的散曲开创了晚明一派,形成了散曲创作的独特风格,自成一体:"白苎体"。他"以词入曲"的结构方法,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集曲翻调的宫调体式,对后来曲家影响颇大。但他散曲创作中出现的弊病如词藻浓艳、格律不协、意脉阻滞,也多为人所诟病。     

蒙古族长调演唱方法新探

蒙古族长调是一种独特的演唱形式,以优美舒缓的旋律和雄浑壮阔的格调构成深邃的意境,无愧为蒙古族音乐之魂。但是,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方法至今仍处于自然的摸索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的演唱方法教学理论体系,探索蒙古族长调的科学演唱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泉州厦门两地南音“叫字”比较研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南音＂叫字＂的方法和规则：南音＂叫字＂有文读、白读、混读、官话、外地方言、古语、外来语、变化音、交替读音等读音方法,并约定俗成一定的读音规则。在长期传承和发展中受到方言、师承等方面影响,泉厦两地南音的＂叫字＂形成了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方音差异、读音法不同、用韵不同等方面。＂叫字＂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两地南音演唱的咬字吐音及旋律唱腔,使两地南音展现出不同风格的艺术之美。南音艺术和语言都是不断发展的,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南音的＂叫字＂。     

析燕南芝奄《唱论》的音乐思想

元代燕南芝奄《唱论》在中国声乐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音乐思想对声腔理论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揭示了歌唱中音乐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在歌唱中如何协调声与腔之间的关系。     

“打开喉咙”是正确歌唱状态的核心

作为一名歌唱者,必须要有正确的歌唱状态,其中,打开喉咙是歌唱的核心、根本和灵魂。如何运用正确的方法打开喉咙,克服演唱中的各种错误发声,是歌唱训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