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崔大华的儒学论说及其意义

儒学观念体系是一完整的文化生命宇宙,为思想圆环,且环环相扣。在此总的研判下,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创新,是其方法与内涵的统合理路与完整统系的思想创新。《儒学引论》在理论支点上是圆满的,在理论形态上是完整的;《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定位是充足的,理论重点是突出的。他对儒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确证儒学稳定结构的三个理论支点(命、仁、礼)及其历史演变的三种理论形态;二是判析现代儒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定向及生活呈现的完整精神空间;三是透视儒学再生的现代性困境及未来拓展的文化生命事业。他的两书保持着传统思想观念体系的道德自律精神,其理论研讨所确立的全新视角与其学术考察所拥有的开放内涵,为儒学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衔接,提示了内在的逻辑理路,并为儒学未来的发扬光大和影响世界的命运,提供了可能的范式。     

儒学日本化的现代诠释--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剖析

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儒学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一些思想因素都发生了异化,儒学这种具有的亲和力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儒学团体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平台与温床.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庞杂的体系中,国家主义是其基础.所谓"合理"的扩张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寻找其合法性理论依据的过程.儒学最初是智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秩序的理论设计,其在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化经历了礼仪先制、理论改造、权力强化和制度支持的过程.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社会调整规范的选择和司法制度产生了的深刻影响.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当代儒学知识化维度的重构

传统儒学是一个多维发展的统一体,知识化维度是其中的重要一翼,由之而形成的儒学知识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由于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儒学的知识化维度不复存在,具有自身话语系统、问题意识的儒学知识形态已经成为断裂的传统,变成现代学术体系下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突破僵化的现代学术体系框架,彰显儒学的知识化维度,重建儒学知识形态, 是当代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